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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综述 一、 从“库兹涅茨”到“生态经济”的研究转变 为了研究国际贸易和环境，我们必须首先明确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问题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间关系的探讨。17世纪Willian Petty(威廉·配第)开始意识到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要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1798年Thomas Robert Malthus(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开始关注人口与土地、粮食的关系,认为资源是绝对稀缺的。1817年David Ricardo(大卫·李嘉图)继而提出“资源相对稀缺论”。1871年John Mill(约翰·穆勒)提出了“静态经济”的观点,认为经济生产存在资本不足和土地不足两重限制(1)。 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Mekenzie(麦肯齐)首次运用生态学概念研究人类和社会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能源危机、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社会公害开始敲响工业文明的警钟,不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而且制约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中期人们开始对经典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1955年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认为人均GNP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变化,通常被称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则认为外部性是导致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主张通过税收和补贴来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而著名制度经济学家科斯(Coase)则提出用产权方式解决环境问题。1962年Rachel Carsen(莱切尔·卡逊)所撰《寂静的春天》一书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它的问世客观上催化了公众环境意识的快速形成,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试图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 Boulding(肯尼斯·鲍尔丁)在《一门新兴科学———生态经济学》一文中对人口控制、资源利用、环境污染以及国民经济与福利核算等问题作了原创性研究。另外,他还在《宇宙飞船经济观》中提出了“循环经济”理念和“经济—社会—自然”协同发展的初始模型。1968年罗马俱乐部开始利用数学模型和系统分析方法研究“人类困境”问题。同年,英国科学家哈丁(G.Hardin)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公用地的悲剧》一文,描述了理性地追求个体行为利益最大化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1972年,以美国生态经济学家D.H.Meadows(丹尼斯·米都斯)为代表的17人研究小组发表了罗马俱乐部第一份全球问题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一报告的核心思想是主张人类社会要想避免这种衰退就必须自觉抑制增长,从经典的经济增长转向“全球均衡”,这一理论也被称为“零增长”理论。上述研究尽管显得有些悲观,但对于经济、社会、自然协同发展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72年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由芭芭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合著的《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一书受到与会者广泛关注,成为当时经济学领域最有开创性的文献之一。1974年,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Lester.R.Brown(莱斯特·R·布朗)出版了一系列《环境警示丛书》,掀起了全球环境运动的高潮。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不少“乐观派”生态经济学成果,譬如加博的《跨越浪费的时代》,埃里克·爱克霍姆的《回到现实———环境与人类需要》,以及G.Simmons(朱利安·西蒙)《最后的资源》等。 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与环境问题倍受世人瞩目。1984年美国学者Edith Brown Weiss(爱迪·布朗·韦丝)发表《行星托管:自然保护与代际公平》一文,首次提出代际公平理论和“行星托管”的理论主张。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个概念最重要之处是将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当作人类发展的目标和人类行为的准则。80年代开始,生态经济学家试图根据能量系统理论诠释自然环境资源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间的本质关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成果当数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Odum H.T.的能值理论以及能值分析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经济价值理论受到各国学者密切关注和重视。1990年Grossman进一步研究了贸易、经济与环境的相关关系,首次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认为环境质量同经济增长呈倒U型曲线关系。此后,哈佛大学帕纳约托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科恩等学者进一步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992年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