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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左翼与19世纪新疆的外来活动 左宗棠（1812-1885），吉高，湖南省湘阴县人。他是清朝洋务派的重要代表。在左氏一生的事业中,最值得肯定的是他坚决主张出兵新疆,一举荡平浩罕入侵者阿古柏反动政权,粉碎英、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妄图肢解和分裂新疆的阴谋,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他还积极参与开发新疆的活动,为新疆近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本文拟对左宗棠保卫开发新疆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作一简要论述,不妥之处,望方家不吝指正。 (一) 边疆危机与军事关系恶化 1864年,新疆地区爆发了维吾尔族、回族等人民的大起义。这次大起义最初由库车发动,乌鲁木齐、莎车、塔城、伊犁等地纷纷响应,迅速扩及全疆。但是,这些武装起义的领导权大多被宗教和民族上层分子所篡夺,他们建立了许多互不统属的封建神权割据政权,以排满、反汉、卫教(杀异教徒)等反动口号欺骗、煽动民族仇杀,并且互相攻伐,战争不已,使新疆陷于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这种局面,一方面造成了浩罕国军官阿古柏于1865年率领一支武装力量侵入南疆,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并将其侵略势力伸向北疆,进占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等处。另一方面,也为英、俄帝国主义实施其肢解、分裂中国的阴谋提供了可乘之机。1871年,沙俄出兵侵占伊犁,并派兵四处扩张,控制了北起塔城、额敏河,南至精河、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的准噶尔盆地西部地区,并向其他各地渗透。同时,英、俄侵略者怀着各自的目的大力支持浩罕入侵者阿古柏,不仅供给其大量的军火武器,而且分别与其签订了《英阿条约》和《俄阿条约》,除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领袖外,还取得了在南疆地区通商、驻使等特权1。边疆危机十分严重。“所谓边疆危机,是指外国入侵者对中国友邻国家的征服和对中国边疆地带的侵占,从而以征服和侵占的地带为根据地,向中国扩张侵略势力。”“边疆危机是在投降派奕■、李鸿章等主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后出现的新形势。”2 这时,日本出兵侵占我国台湾,东南海防形势顿时紧张,在清政府内部,要求加强海防的呼声也随之高涨。而直隶总督李鸿章借口“海防西征,力难兼顾”3,主张放弃新疆,停兵撤饷,“移西饷以助海防”,甚至竟说“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4。左宗棠针对李鸿章的投降卖国谬论,上奏章严厉驳斥。于是,一场“海防”与“塞防”孰重孰轻的争论就这样爆发了。 首先,左宗棠指出,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出发,新疆必须收复。他说,我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百多年来无烽燧之警,不仅前代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然后畿辅之地太平无事。“盖祖宗……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因此,“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反之,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不仅陕西、甘肃、山西“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宴眠之日”5。 其次,左宗棠指出,保卫新疆的关键是收复乌鲁木齐。天山南北两路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腴疆,所谓富八城者也。其自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地势高寒,山谷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而抵阿克苏四城,地势褊狭,中多戈壁,谓之穷八城。”以南北两路的军事形势而言,“北八城广而南八城狭,北可制南,而南不能制北。”所以,乾隆时先定北路,再及南路,用富八城的财富,养我在新疆分屯列戍之兵。退一步论,即使“画地自守,不规复乌鲁木齐,则无总要可轭”。若此时即停兵撤饷,自撤藩篱,“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亦恐未能宴然”5。故停兵撤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却大有妨碍。 第三,左宗棠进一步分析了当时“海防”、“塞防”的形势后指出,目前西方国家断不致在沿海挑起战争,而关外贼氛极炽,收复新疆有燃眉之急。“俄人攘我伊犁,势将久侵不归,大军出关,艰于转运,深入为难。我师日迟,俄人日进,宜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再说海防本有经常之费,加强海防,所缺经费无多。“夫使海防之急百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犹可言也”,而事实上塞防经费不足,所部官兵连年欠饷至八百万两,一年只发一个月满饷,即使停兵撤饷,于海防何益?而且乌鲁木齐未复,万无撤兵之理,即使收复乌鲁木齐,定议画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是“地可缩而兵不可减,兵即增而饷不可缺”5,又何从停兵撤饷。 总之,左宗棠认为,“塞防”、“海防”应该并重,不应该厚此薄彼。是否停兵撤饷,“事关大局,不备细陈明,必贻后悔,身在事中,有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尽者。耿耿此衷,良非有他。”为了表明他的心迹,他说,我“高位显爵”,“ 年已六十有五,正日暮途长,……引边荒艰巨为己任”,实有“万不容己者”,新疆“此时便置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6左宗棠为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