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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渊明诗歌看传统文化的整合交融 长期以来，苏格拉底警告子孙后代不要了解自己。在文学创作方面，理解自己的任务实际上是充满荆棘和危险的一条危险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讲,最使作家感到不安的,既不是上帝鬼神,也不是社会文化的种种外在忧患,而正是他自己。这就使文学创作变成一种带有自我探问、剖析和批判性质的活动。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文学便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换言之,我们关心的不是作家文学创作的具体心理因素和过程,而是身为文化批判和重建的创造性主体的内在心理特征。在中国作家身上,往往存在着一种与独特的历史习得性相对立的文化人格,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一组矛盾的体现,即强烈的现实功利态度和超脱精神,这常常被认为是儒家的入世哲学和道家的避世哲学交互影响的结果。对中国士大夫阶层来说,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如林语堂所言,“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的时候都是儒家,失败的时候则是道家……在位时说道说德,闲居时赋诗作词。”最典型的莫过于陶渊明了。 陶渊明作为一位游离于时代风气之外的伟大诗人,从自我生存的现实困境中逃脱出来,转而以某种安然的眼光看待纷扰的世界,从他的由仕而隐,到田园中的耕读劳作;从他的生活每况愈下,到晚年的安贫固穷;从他的缅怀黄唐之世,到桃源世界的设想;从他的天性嗜酒,到诗酒精神,在其为数不多的诗作中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超凡脱俗的田园世界,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家园。陶渊明的精神世界与其价值取向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他的人生道路,包括其家庭出身、文化教育、社会环境,人生遭遇等等,都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文化心理,而他的诗歌正是他文化心理的最佳诠释。 一、 生命在自然山水的自然状态 在陶诗中,归、还的字眼可谓比比皆是。这些字眼处处流露出陶渊明的一种回归心态。如:“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连雨独饮》);“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日入群栖动,飞鸟相与还。啸傲东轩下,聊得复此生”(《饮酒》);“翼翼归鸟,晨去于林。和风不洽,翻翮求心。岂思天路,欣返旧栖”(《归鸟》)等等。在一百余首诗中,有如此众多的归返之类的字眼,集中表现了他的这种回归情态,这种回归,是心的回归,是生命本体的回归,而它的归宿全然不是一种带着世俗或功利色彩的富贵之乡,神仙之境,而是可以植杖耘籽,登皋舒啸,清流赋诗的一种无所为而为的自然本体状态。“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二十首》其五),陶渊明要回归的并非是纯然形而上的逻辑意义的宇宙本体,而是体现在罕受人为矫厉的自然山水中的本体状态。他的生命在自然的山水田园中律动,一切听其自然,顺其自然,却又不等同于具体存在的自然物,而有着一种内在的丰富的精神内涵。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而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其所谓“自然”,不是近代所谓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 陶渊明之所以用自然来作为本体的代称,就是因为它含有超越具体存在的宇宙本体的意义,既不等同于自然界的万物,又不脱离自然界的万物,而是包蕴、体现在万物之中。它像大自然的精灵和魂魄一样在自然万物中跃动着,通过投身于栖息于与尘俗世界相对立的自然界,就可以亲近、回归宇宙本体。而只有生命本体的本然状态与“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达到“委运任化”的生命境界。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既满足了生命本体的物质生活需求,又没有违背本体之天性。唯其如此,陶渊明的诗文创作才达到了物我合一的纯然境地,使自然景物绝非是纯客观的描摹,而是染上了一层鲜亮的主体色彩,处处洋溢着一种生命的质感,灌注着诗人的情感与宇宙的生气。 二、 从一般意义上回归家庭,人格独立 陶渊明“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热爱淳朴的田园生活,与充满虚伪狡诈的黑暗官场格格不入。梁启超先生在《陶渊明之文艺品格》一文中曾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陶渊明的这种精神状态,说他“像一位‘一生爱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强逼着去倚门卖笑。那种惭耻悲痛,真是深刻入骨。”几经体验,他终于感到“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挨饿受冻尽管痛苦,但违背自己的本性更是难受。让自己的自然本性受到羁绊,这更是可惭可愧可耻可悲。他感到生命是在做着无意义的消耗,所以他要重新寻回失落的自我——回归自然,回归田园。于是他迷途知返,扔下一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毅然辞官归隐。为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树立了理想人格与大丈夫的形象。 虽然中国古籍中没有“人格”一词,但保持理想人格与独立人格和做人尊严的思想却源远流长。约成书于西周初年的《周易·古经》里就有此类思想,《礼记·儒行》也提出“可杀而不可辱”的主张。孔子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孔子力主做人必须有独立的意志,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