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王朝时代的政治制度.docxVIP

中国王朝时代的政治制度 在今天的时代，那些在法国获释自由的人，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快乐的人。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第36页。 如果说16—17世纪时欧洲传教士对当时的中国颇多溢美之词, 如果说在启蒙时代巨子伏尔泰的笔下, 中国仍然是相对于世界各国包括欧洲的政治、教化来讲的一个正面参照系,1现代中西方学界对中国王朝时代政治制度的主流定义则苛刻得多。大家一般认为这是一种专制主义政权 (法语中的autoritarisme 甚至 despotisme) ,2它意味着共和制度、法治精神的缺失, 更与似乎是众善之首的民主毫无联系。它的长期、“超稳定”的存在,3是中国停滞、落后、衰败的直接而根本的原因。 但实际上, 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许多习惯性定论似乎都可以从比较的角度进行再思考。即以上面的权威性命题为例, 我们便至少可以提出三重疑问:第一, 中国王朝时代的政治制度, 是否可以一般地用西语中的“专制主义”来形容?是否意味着君主的个人意志总是绝对压倒了法律或制度?古代中国当然不是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但无可否认的是, 从秦至清, 成文的律法一直存在。它不是政治法或宪法, 但在限制权力方面的作用, 诚如慎到所言:“法虽不善, 犹善于无法” (《慎子·威德》) 。更为重要的是, 至少在隋唐之后, 中国便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官僚制度。而我们可以认为, 没有任何一种专制主义是能够与一个固定的制度兼容的, 在一切有着固定的官僚制度、体系的国家中, 都很难设想有真正意义上的专制存在:官僚本身便会构成对专制的制约。在具体实践中, 这些官僚不仅参与了对国家政治的日常管理, 有时甚至还试图干涉本来纯属皇帝的私人事务:废后、立储、确定本生父的地位等。为规正皇帝的行为不计得失, 直至付出生命代价 (所谓文死谏) 早已成为了社会公认的美德 (这实际上是认为皇帝未必一切高明、不容批评) 。我们的历史上, 有多少皇帝在这些劝谏面前被迫改变初衷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 他真有所谓的绝对专制权力吗?第二, 即使有某些“雄才大略”的君主, 在某些问题上真的行使过这种权力, 是否便意味着他在所有时间、所有问题上都拥有这种权力?是否意味着自秦以降所有朝代的皇帝们都拥有并行使着这种权力?至少我们可以说镇日沉迷于写字作画的宋徽宗、热衷于自制家具的天启帝就未必如此。第三, 如果专制主义是中国落后的原因, 那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强大?政治制度在这种解释中是变量还是常量?如果制度可以说明一切, 那么为何我们未曾变化的制度既可以成就盛世, 又可以引起衰落?换一个例子, 古希腊各城邦实行着不同的政治制度, 但在公元前4世纪时, 为什么却一起走向了衰落? 因此, 用一种超时空的抽象概念来定义所有时代、解释所有实践是一件很不谨慎的事。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一般观念的建立并不证明人智强大, 反而证明其软弱无力, 因为自然界中决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东西, 决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事实, 决没有可以不加区别地运用的规章, 也决没有可以同时用于许多事物的同一方法。”4在这个意义上讲, 实际上只有科学即实事求是的精神, 而没有一成不变的所谓科学的方法或结论。“拉法夷特先生在其《回忆录》的某处说过, 过分强调一般原因的研究方法, 会使二流政治家得到极大的慰藉。我补充一句:这也会使二流历史学家得到很好的慰藉。”5 但本文并不准备深入讨论中国王朝时代政治制度的性质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真正引起笔者兴趣的其实是下面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是否存在着自由? 一 自由的历史范围 对这个问题,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存在自由的可能理由大概有三个:第一, 概念是现实的反映。中国过去没有自由这个概念, 因此意味着此时社会中不存在自由。虽然我们见到过“吾意久怀忿, 汝岂得自由” (《孔雀东南飞》) 或“春风无限潇湘意, 欲采蘋花不自由” (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的例子, 但这显然与我们现在理解的自由有所不同。正因为如此, 严复当年翻译穆勒 (现一般译作密尔) 的《On Liberty》时才将其译为《群己权界论》而不是我们今天的《论自由》。 19世纪中后期以来, 各种西方概念名词大量进入中国。它们在开始被介绍时大多令翻译者伤透脑筋。但如细细考察, 这些概念名词实际上应被分为三种:一种是中西有基本相同的实践。此时的翻译最为简单可信, 直接采用中国原有概念即可, 如封建、采邑、五等爵位等。如理解得宽泛一些, “共和”也可算在其中。另一种源于中国历史上确实从未有过的实践。这是真正的困难, 人们无法在一开始时找到贴切的译名, 只能待该事物进入中国并为大家熟悉接受后才能得到解决。如“总统”, 便经历了由令人完全不知所云的“伯里锡天德”、“伯里玺天德”到“大头领”再到“总统”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