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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中的人性问题 “人性”的讨论似乎是心理学的一个永恒主题。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阶梯说”到超个人心理学的“灵性论”,无不透视着人类探索中的艰辛与卓越。“人性”的探讨促成了心理科学的繁荣与昌盛,却也造就了心理学的支离与破碎。“科学心理学”因其研究方法的客观化、研究结果的可证实性而荣加“主流心理学”之美誉,却也因其“贬低人之尊严,漠视、扼杀人之本性”而备受“非主流心理学”的批评与诘难!因此,如何研究人性,如何把握人性,似乎成了心理学内部相互衡量的一把尺度,而在这方面,“非主流心理学”对人性的关注似乎更可取一些。 一、 发挥作用:“人之本质”的光活动 当西方心理学第一势力行为主义以动物性否定人性而大张旗鼓的时候,精神分析心理学也因洞悉了“冰窟下的人之本能”而兴奋不已。弗洛伊德曾断言:“精神过程本身都是无意识的,有意识的心理过程不过是一些孤立的动作和精神生活的局部。”在弗洛伊德看来,通过无意识的精神活动来洞悉人之本能要远比有意识的精神活动重要得多。于是,以此为契机,弗洛伊德付毕生之精力构筑了他的宏大的、令世人足以瞠目的精神分析学说。 (一) 创造性自我的出现 深受动物机能主义影响的弗洛伊德认为“人性”就是人的基本本能。虽然他关于人的基本本能的论述,在其理论的前后期有着明显的变化,但其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无论是其早期的自我本能与性的本能,还是后来的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都是建立在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理论体系,都带有鲜明的动物性色彩。尤其是,他的关于“里比多”这一动力源的论述,使其理论走向了浓厚的“泛性论”观点。这一观点,不仅遭致别的理论流派的强烈攻击,就是他的虔诚的追随者们也纷纷与之分道扬镳。 虽然他以“动物之本能取代了人之本性”、“以病态的人格观来审视正常的人格”,犯了严重的生物还原论倾向,但其理论对“人性”的复活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杀的。可想而知,若没有弗洛伊德的开拓性研究,就难以促成荣格的“发展性人格观”,而阿德勒的“创造性自我”似乎也是不可能的!荣格和弗洛伊德最大的分歧在于对“里比多”的解释上。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完全是性的潜力,而荣格则认为它是一种普遍的生命力,不仅表现于生长和生殖中,也表现于其他活动上。正是这种“普遍的生命力”的存在,促使人格不断地向前发展。而阿德勒也强烈反对弗洛伊德把性本能作为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他认为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自我能够按照社会的要求选定自己的独特的生活风格。 虽然荣格和阿德勒就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但古典精神分析的“泛本能论”的宗旨还是引来了众人的指责,并不可避免地促成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诞生。当哈特曼设法使自我由伊底的奴隶下解放出来并赋予它“与自我环境相互调节功能”的时候,“人性”终于成功地迈出了古典精神分析的“冰窟”而开始拥抱太阳和生活!哈特曼认为,人的自我既不是本我的仆人,也不是现实环境的仆人,而是两者的主人,自我能够适应环境,甚至改造环境,它是一个没有冲突的自我领域。艾里克森更是大胆地把“自我心理学分析重点从本能驱力的潜意识方面转移到自我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意识层面”。他认为自我是一种心理过程,是人的过去经验和现在经验的综合,能把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内心生活和社会任务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引导心理性欲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一成功的转变使得精神分析学家涉足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性的影响,成了天经地义的事。社会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妮有过很好的评价:“我们首先得记住,关于文化影响人格的范围和性质的现代知识,在弗洛伊德制订其心理学体系时还很难得到,其次,作为本能论者的方向,他不可能对文化因素作出正确的评价。” 基于此,社会文化论者就社会文化对人性的影响做了大量的实地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并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沙利文认为:“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是社会的动物。”弗罗姆则更是认为“人性不是抽象的东西,它有各种具体的需要,以及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各种体验”、“要真正理解人,必须深挖理性背后的人类的基本动力。人的需要能否满足,人的情感是否健康,这对于个人精神是否健全,甚至对社会是否健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的这一论述,无疑对心理学的第三势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诞生有着深远意义。 (二) 如何解及其进一步的“罪犯” 精神分析的整个理论大厦是建立在其“潜意识”理论基础之上的。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构筑了人格的整个方面,它包括原始的本能冲动以及与本能冲动有关的各种欲望。这些本能冲动因不为社会风俗、道德、习惯所容纳,而被压抑在“潜意识”领域内,平时不易为人们所觉察。因而精神分析学家们所要做的就是,如何找到一条有效的通往“潜意识”的途径,通过分析那些不为社会所允许的“肮脏”的东西,来达到揭示人性的目的。基于上述理念,像自由联想、梦、口误、笔误、常见的遗忘、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