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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廉政制度的发展与思考 一、 廉政社会保障功能的提出 最低生活保障是指政府通过补贴或实物租赁，向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提供符合本国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住房，使生活困难的家庭能够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它的功能是通过独特的供应、批准、保护和退出机制，为城市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保障，维护城市弱势群体的居住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公正。 我国的廉租房制度始于1998年, 历经了十多年的发展, 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效, 使得廉租房的社会保障功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而现实中, 基于种种原因, 廉租房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依然在各个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 使得廉租房日益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以及政府干预的重心。 在我国学界中, 有关廉租房社会保障功能的论著颇丰, 然而其中以规范分析方法居多, 鲜见实证分析的方法。为此, 本文即为弥补该领域上述缺陷的一个尝试。借助Excel 2007及SPSS 15.0等统计软件提供的分析工具, 本文通过对廉租房社会保障功能的实证考察来分析其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具体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对策。 二、 调查方法和数据来源 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廉租房社会保障功能实证研究”课题组 (以下简称课题组) 于2010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对颇具代表性的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廉租房社会保障功能进行了历时2个月的大规模田野调查。 在开展田野调查前, 课题组对调查问卷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数易其稿, 最终结合试调查的反馈结果定稿。调查问卷包括8个题目, 题型采取选择题、填空题以及问答题相结合的形式, 以充分反映廉租房在供应、准入、保障以及退出机制中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现状。课题组在确定调查地点和调查对象时采用了多段抽样与自然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首先, 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发展现状, 选取了颇具代表性的的一二三四线城市作为调查地点, 即以北京、上海为一线城市代表, 以重庆、四川成都、河北石家庄、山东济南等6个城市为二线城市代表, 以江苏南通、河北沧州、山东东营等10个城市为三线代表, 以江西瑞昌、云南红河、吉林延吉、河南漯河等12个城市为四线城市代表;其次, 根据各市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状况等因素选取2个区, 最后在每个区的廉租房住户中随机抽取2名进行调查, 以对廉租房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现状做充分的了解。 通过调查, 课题组共回收有效问卷120份。课题组在对调查问卷进行整理后, 将有效数据输入Excel 2007及SPSS 17.0等统计软件中对在各线城市获得的样本 (如图1所示) 进行数据处理并得出统计结果, 并依据统计结果探究现实中存在的廉租房社会保障功能问题。 三、 供应机制供应函数分析 通过数据的调查、整理和归纳, 笔者从廉租房制度的运作机制中提取了四类变量, 构建起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I) 类变量主要以表述供应机制为目的, 以房屋来源为例, 通过运用慈善捐助、政府出资建设、政府出资购买旧房以及房地产商与政府协议建设等变量来反映供应机制的问题; (II) 类变量主要以描述准入机制为目的, 分别从准入机制与当地房价的关系以及准入机制的内部差异两个维度来分析准入机制存在的问题; (Ⅲ) 类变量主要描述控制机制为目的, 以转租继承、拆迁补偿以及变通模式作为过程控制、风险调节以及反馈调试三环节的代表, 科学地揭示廉租房控制机制存在的问题; (IV) 类变量主要以描述退出机制为目标, 主要通过对退出机制总体分析来发现退出机制当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下面, 本文就围绕着这四类变量展开。 (一) 结构的失衡影响廉政供应的社会化 供应机制是廉租房发挥其社会保障功能的起点。而在廉租房供应机制中, 以房屋来源最为典型。笔者以廉租房的房屋来源 (如图二) 为例对供应机制的分析, 发现该机制中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 政府在供应机制中处于主导地位, 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度低。当下, 在廉租房的供应中, 政府一直扮演者重要角色,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图二所示, 在廉租房的房屋来源中, 由政府出资的比例在各线城市中占的都达到50%以上, 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分别达到70%和65%, 而其他社会主体的供应比例都在50%以下, 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其比例均低于40%。这就意味着在供应机制中, 政府的主导作用依旧凸显, 其他社会主体对廉租房供应的贡献率较低, 此种情状影响了廉租房供应的社会化, 不利于制度性供应机制的形成。 其二, 政府的积极性不高, 房屋建设效果不佳。在廉租房供应中, 政府的积极性的高低与出资建设比例的高低正相关。而当前在全国廉租房的来源中, 政府出资建设在一二三线城市的比例分别为33%、33%、35%及27%, 均低于40% (如图二所示) , 这就意味着政府在廉租房供应中仍然“缺位”, 这给廉租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