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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计量研究综述 自科克斯科克斯科克首次引入经济分析（cots）以来，关于交易成本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交易费用的定义问题,另一个就是交易费用的计量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之间是有关联的,正是由于对交易费用的定义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所以才导致其计量范围和方法上的不一致1。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交易费用进行了定义:科斯把交易费用界定为“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或者是“在开放市场上通过交换完成一项交易所花的成本”;阿罗认为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威廉姆森则将其界定为“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诺思将交易费用界定为“规定和实施构成交易基础的契约的成本”;埃格特森认为它是“个人交换他们对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费用”;巴泽尔把它界定为“与转移、获取和保护权利相关的费用”;张五常则将交易费用界定为“所有那些在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成本”;达尔曼则将交易费用描述为“搜寻与信息成本、议价与决策成本、检验与执行成本”;菲吕博顿和瑞切尔认为交易费用包括那些用于制度和组织的创造、维持、利用、改变等所需资源的费用。 从上述对交易费用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或体制运行的交易费用,如阿罗的定义;另一类是在既定制度下测量商品或劳务的标准及技术变化引起的交易费用,如巴泽尔的定义。前者从宏观层面上对交易费用进行了定义,后者则是从微观层面对其进行了定义。据此,我们可以将交易费用的计量问题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层面上的计量,另一类是微观层面上的计量。这样的划分可以解决交易费用定义上的差异以及生产和交易费用是否被联合决定的问题。下面笔者将按照这种思路,对有关交易费用计量的文献进行梳理,以期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一、 高宏观交易成本计量 (一) 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及其变化 Wallis和North在其论文《美国经济中交易部门的测量:1870~1970》中,第一次开拓性的对交易费用进行了测量。他们将整个经济部门分为交易部门和转换部门,其中交易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咨询业、批发零售业以及公共交易部门2,转换部门即为农林牧渔业、矿业、制造业、餐饮业等。交易费用包括来自于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和转换部门的交易费用,其中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用该部门所利用的资源的总价值表示,转换部门的交易费用以转换部门内从事交易服务的职员人数和薪酬的乘积来计量,两项加总即为整个经济中交易费用的总规模。根据上述方法,Wallis和North计算出美国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由1870年的24.19%~26.00%增加到1970年的46.66%~54.71%(数字区间表示公共交易部门估算范围的不同),并且他们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即经济越发达,交易部门的规模也越大,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也越大(P126-178)。 运用Wallis和North的测量方法,Dollery和Leong对澳大利亚的交易费用也进行了计量,他们发现澳大利亚的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从1911年的32%上升至1998年的60%,从而证实了Wallis和North的结论。Dagnino和Farina等在对阿根廷的研究中发现,在1930~1970年间,交易费用占GDP的比例变化不大,由1930年的25%升至1970年的28%,但是到1980年却突然上升到35%,且这个比例一直持续到1990年。张五常将全部第三产业的产值以及第一、二产业的量度和监管费用作为总的交易费用,计算出香港的交易费用占其GNP的80%。 Ghertman运用OECD数据,对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四个发达国家在1960~1990年间交易费用的变动趋势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以横轴表示人均交易费用,纵轴表示人均收入,绘出了一条交易费用-收入曲线,并以此为分析工具,分析了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通过研究,他发现四国交易费用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加,分别由1960年的55%、40%、38%和34%增加到1990年的62%、56%、52%和63%,且交易费用一收人曲线斜率越大的国家,其交易费用越节约。 (二) 外在性交易费用是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增长的重要指标 有关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文献,涉及到另一种计量交易费用的方法。这些文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论证制度与经济增长有关。从本质上讲,它们测量的并不是交易费用,而是由于制度的无效率所导致的成本。 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关于俄罗斯由于制度无效而导致腐败严重的文章。该文章指出,俄罗斯普通民众每年用来贿赂的资金高达30亿美元,这大约是他们交纳的所得税的一半;而俄罗斯商人每年大约要花费330亿美元用于行贿,才能使企业正常运转,这个数字大约是2002年联邦预算总收入的一半。另据调查,俄罗斯交警每年要收受3.68亿美元的贿赂,仅次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