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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与传统文化的传承 江南水城一直以经济发达、文化发达而闻名。现今人们徜徉于南浔镇、乌镇、同里镇、周庄镇、西塘镇等历史文化名镇时,依然可以感受到它们昔日的辉煌。倘若要探究这种辉煌的文化底蕴,那么,从大传统的视角来看,毫无疑问首推科举事业上的贡献:人文蔚起,科第兴旺;从小传统的视角来看,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民间信仰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而这两种现象能够持续数百年而不衰,得益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与雄厚的经济实力。由民间信仰为支撑的节庆狂欢活动的排场豪华、挥金如土,以及市镇生活的富庶与侈靡,所反映的奢侈风尚,都和经济的转型和高度成长密不可分。 在以往的半个多世纪中,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民间信仰被政治家简单化地以“封建迷信”这种似是而非的套话予以否定,并在现实生活中以“革命”的名义予以扫荡,令研究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基于当年人们记忆犹新的短缺经济,普遍贫穷的社会必然倡导俭朴,对奢侈风尚不加分析地予以批判,实在无可奈何。然而按照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本文标题所提及的两个关键词:“民间信仰”和“奢侈风尚”,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重新加以检讨的必要。 一 民间信仰—民间信仰与民众狂欢 民间信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很难一言以蔽之,更不能简单化地嗤之以鼻,它早已化作人们灵魂深处的文化记忆。 较早关注江南市镇民间信仰的茅盾,以作家特有的敏感,对家乡乌镇的民间信仰作了细致的观察,写了一系列的散文,例如《香市》、《戽水》、《桑树》、《谈迷信之类》。尤以《香市》最为脍炙人口。它反映了1930年代以前,富庶的湖丝产地乌镇,以崇拜蚕花神及其他神灵为内涵的庙会所掀起的狂欢活动,带给古镇的生气和活力,令人神往。茅盾写道: “‘清明’过后,我们镇上照例有所谓‘香市’,首尾约半个月。 赶‘香市’的群众,主要是农民。‘香市’的地点,在社庙。从前农村还是‘桃源’的时候,这‘香市’就是农村的‘狂欢节’。因为从清明到谷雨这二十天内,风暖日丽,正是‘行乐’的时令,并且又是‘蚕忙’的前夜,所以到‘香市’来的农民半是祈神赐福(蚕花廿四分),一半也是预酬蚕节的辛苦劳作。所谓‘借佛游春’是也。 于是‘香市’中主要的节目无非是‘吃’和‘玩’。临时的茶棚、戏法场、弄缸弄甏、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线戏、髦儿戏、西洋镜——将社庙前五六十亩地的广场挤得满满的。庙里的主人公是百草梨膏糖,花纸,各式各样泥的纸的金属的玩具,灿如繁星的‘烛山’,熏得眼睛流泪的檀香烟,木拜垫上成排的磕头者。庙里庙外,人声和锣鼓声,还有小孩子们手里的小喇叭、哨子的声音,混成一片骚音,五里外也听得见。”—p168～170] 这就是让当地民众魂牵梦绕的“香市”。对于乡民而言,求神拜佛只不过是一个由头,“借佛游春”才是目的;对于商人而言,则是“振兴市面”的大好时机,正如出资举办庙会的商人“会首”所说:“我们不是迷信,借此振兴市面而已”。在这里,民间信仰的宗教色彩,祈求丰收的神灵崇拜,已经被民众的娱乐狂欢、商家的生意兴隆所掩盖。最值得注意的是茅盾这样一个判断:“‘香市’就是农村的‘狂欢节’”,他以文学眼光看到的庙会本质,与文化人类学眼光看到的庙会本质是一致的。 乌镇的“香市”由来已久。民国七年董世宁编撰的《乌青镇志》卷七风俗记载:“三月三日为上巳节……翌日谓二明日,村男女争赴普静寺祈蚕,及谷雨收蚕子乃罢”;“(三月)二十八日为春社,竞传为东岳生日,或颂经上斋,或枷锁伏罪,甚至扎扮故事,迎演数日”。民国二十五年卢学溥续修的《乌青镇志》卷十九风俗记载:“清明后,村男女赴普静寺烧香,今名香市(谚云:三月初一庙门开。昔时耍货摊均设于乌将军庙,今在普静寺)。其时有洋片摊、糖摊、马戏、髦儿戏、傀儡戏,诸游乐场游人甚众……幼童沿路拜香,燃臂香(以铜钩穿臂下悬香鼎),肉身灯(以铜钩穿额及肩及胸,攀竹梗撑腰间,周围扎绳如网,下悬油灯),笙簧喧哗,齐至普静寺顶礼,名报娘恩。河港中更有竞渡者,驾划船挑四橹,枪刀斗勇,名达拔船。西栅高桥下堍,尚有名烧茅场者,临时设摊售物,以供关外香船购买。谷雨收蚕,香汛渐淡”。显然“香市”原本是以民间信仰为内涵的宗教活动,已经渐次演化为民众的狂欢节。 吴江人费孝通,则以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来看待民间信仰。他于1930年代来到姐姐开办缫丝厂的震泽镇开弦弓村作社会调查,后来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就以开弦弓村(学名江村)的农民生活为题,1939年在英国出版,这就是享誉学界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在此书的第五章第三节“宗教和娱乐团体”中,他分析了震泽镇及其“乡脚”开弦弓村的民间信仰,其主神就是“刘皇”,由村里三十家住户组成崇奉“刘皇”的地域性群体。但是开弦弓村的民间信仰完全依附于震泽镇,就如同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震泽镇一样。费孝通说:“这个村庄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