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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阳文学复古思想研究 一、 “理栽于气,通及上下,造生”的哲学思想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统治国家，安抚人民。随之,程朱理学便成了明朝统治者进行统治人民的哲学思想。明代中叶,文化思想界酝酿着一股反抗程朱理学,追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潮。 明初,朱元璋为了宣扬程朱理学,首先诏令文士胡广、杨荣等以朱熹的观点及解释为据。撰编了《五经大全》和《理性大全》二百七十六卷。同时,他又制定八股取士制度,进一步以程朱理学和八股文禁锢文人学士以及广大群众的身心思想。据《明史》选举制记载:“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试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壮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选举制中还说。凡应科举者必用八股文,并规定了考试的内容要专以四书五经为题。四书义三题,字在200以上,五经义四题,字在300以上。这种考试制度不仅内容有限制,字数也有限制。它象一把钳子一样,钳制着读书人士的思想精神。朱熹主张“天理”是至高无上的。他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这就将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起来了。因此,“学者需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这就是说,人们的一切思想、一切动机都必须符合封建礼教,而一切人性自然的个性都必须消除干净。朱熹把“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付之于社会实践,便是要加强巩固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他认为:“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之理。”“三纲五常”之类的封建道德是早已存在的,永恒不变的,人们必须严格执行。朱熹甚至认为法庭处理案件也要看上下尊卑的关系。“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劳动人民告状,有理也不行。朱熹说:“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祜”。由此可见,程朱理学摧残人性是多么的恶毒和凶狠。 追求个性解放,是不同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明代中叶弘治正德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在明初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安民政策,所以,明代初期稍后,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都有较大发展。永乐年间明朝已能制造可以乘载1 000人的大船,以供给郑和出使西洋之用。明仁宣时期,由于统治者继续执行开明政策,当时手工业生产发展很快。明洪武十八年,国家允许百姓炼铁,永乐年间的产量是586余吨,宣德九年的铁产量是4 168余吨。在此30年间,民营铁矿的铁产量竟增加了7倍。至弘治正德时期。私人经济势力迅速猛增,一般的地主豪绅,也疯狂地兼并掠夺,扬州大地主赵穆,侵占民田总数达6.2万亩。总之,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占土地,敛财物,污妇女”的奢侈风气。与此同时,城市市民激增,弘治时期南京人口已逾100万,北京人口已逾60万。连太原也都成了“繁荣富遮不下江南”的大城市,类似这样的大城市,全国已出现了30多座。明弘治正德时期的这种经济政治面貌非常类似西欧资本积累时期的政治形势。这种现象说明,自明初至明上弘治正德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渐渐明朗,资本主义的郭平安(1956- ),男,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商品经济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冲击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了。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产生,人们的思想意识需要紧跟时代,需要建立适应自由经济的个性解放思想。所以,启蒙思潮应运而生。 王廷相是明代“前七子”之一,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首先应运而生。他写了《慎言》、《雅述》、《太极辨》、《横渠理气辨》等许多哲学著作,反对程朱理学的“理在气先”的观点,提出了“理栽于气”的理论。他认为:“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及上下,造化之实体也”(《慎言·道体》)。这是说,有具体形象的实物是气,虚实无物的空间也充满了气,气是宇宙中唯一的实体。王廷相认为:“理载于气,非能始气也。世儒谓理能生气,即老氏道生天地矣;谓理可离气而论,是形性不相待而立,即佛氏以山河大地为病而别有所谓真性矣,可乎不可乎”“理载于气”就是说理包含于气之中,而不是气的根源。他认为,世儒讲理能生气就是肯定有一个先于物质世界的理性世界,这与佛教讲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真性世界是一样的,都是不能成立的妄谈。“气,游于虚者也;理,生于气者也。气虽有散,仍在两间,不能灭也,故曰万物不能不散为太虚,理根于气,不能独存也,故曰神与性皆气所固有。”这是说理是不能独存的,它生产于气,是与气共存的。王廷相的上述论述,猛烈地冲击了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 王守仁是在王廷相稍后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坚决反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等主观唯心主义理论,认为:“万事万物这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犹析心与理为二也”(《答顾东桥书》)。这是说万物之理存在于吾心,王守仁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