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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基本陈展设计与博物馆化 展厅的视觉化一直是博物馆面临的一个问题。著名学者苏东海先生认为,博物馆陈列是依靠文物说话而不是靠附加的展品说话,只有摆脱依靠加大辅助展品的分量使陈列组织得像教科书的做法,才能更好地实现陈列的博物馆化,凸显博物馆的文化特征1。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内容设计中,我们认为确定合理的历史分期,构建以文物为核心的陈列体系,是实现陈列博物馆化的基础;正确处理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施工制作之间的关系,形成符合博物馆文化特征的设计方式,是实现陈列博物馆化的重要内部合作机制。本文试将我们在这方面的点滴思索与大家做一交流,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陈列的历史分期和陈列主线是构筑陈列体系的基础,也是确定文物展品内容、展开陈列叙述语言遵循的原则。50多年来,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历史分期和陈列主线的变化,不仅显示了现实社会对学术研究事业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学术逐渐走向自觉和学者日益自立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通史陈列”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学说作为陈列分期的理论基础,同时兼顾中国古代王朝更替、延续不断的历史特点,“从原始社会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为止。既按社会发展分期,又按朝代排列”,“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并且结合生产斗争,表现我国历史各个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状况和劳动人民的斗争历史。其中突出地表现历代农民起义和标志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发明创造”2。由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上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以阶级斗争为纲占据统治地位,“中国通史陈列”的历史分期和陈列主线不得不依附和跟从这种社会现实,在稍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还出现了每个朝代都以农民战争打头的情况。有的学者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曾在很长时间内占据统治地位。农民战争史代替了全部的中国历史。历史博物馆陈列的都是农民战争,而且每个朝代都以农民战争打头。”3这番论述虽有些偏颇,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对“中国通史陈列”的深刻影响却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为了更进一步拨乱反正,也由于“近代史(旧民主主义革命)陈列”撤回中国革命博物馆,1984年和198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对“中国通史陈列”进行修改调整。这次修改调整紧紧抓住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衰落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发展、巩固这两条线索,突出秦汉、隋唐、元明清这三大统一时期,以凸显统一是我国历史的主流,反映我们国家、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4。修改调整的重点是隋唐、元明清部分,也涉及战国和秦汉部分。至于陈列主线,有关设计人员在1979年和1980年阐述的阶级社会发展动力的有关论点,可以看作是这次陈列修改调整的前期理论准备。他们认为,“在一切以剥削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5,“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而对经济发展起巨大反作用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是排除生产发展的障碍,使生产得以持续发展的伟大动力”6这说明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仍是这次“中国通史陈列”修改调整的重要指导思想。这个时期,中国思想界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学术研究的风气为之一变,由跟风套话转向实事求是的理论追求。上述关于阶级社会发展动力的讨论,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脉络的探讨,都是这种学术风气随时代变迁的反映。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1987年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决定对“中国通史陈列”进行一次较大的修改,整个陈列修改直至1997年才告完毕。这次修改陈列强调“保持既按社会发展分期,又按朝代排列的陈列体系”,“加强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少数民族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表现古代社会的阶级斗争以及中外关系,使陈列内容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光辉灿烂而又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7。这版陈列在原始社会部分增加了“文明的曙光”,汲取了史学研究和文物考古工作的最新成果;将清朝的下限移至辛亥革命,使按朝代分期更为完整;淡化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提法,改为“实事求是地表现古代社会的阶级斗争以及中外关系”。但在对外宣传报导中,关于陈列主线的叙述则有另外一种说法,如“修改后的通史陈列在原有的阶级斗争主线之外,充实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少数民族等内容,下限从1840年延至1911年清朝灭亡”8。据研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学术的自觉和学者的自立,具体表现为学术摆脱了对政治的被动依附和跟从,具有了独立的品格和尊严,学者获得了自我的回归,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和地位,可以独立地思考,不再需要看政治家的脸色行事9。学术界对“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和“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激烈讨论,正是学术自觉和学者自立的突出表现。在这版“中国通史陈列”的历史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