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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来源 一、 索绪尔的学术道路 在语言学史上，索契尔被公认为一个新时代。以他为起点，语言学达到了现代阶段。但是,象所有伟大的语言学家一样,索绪尔并非白手起家,他的理论也有历史渊源的问题。 在许多语言学史著作中,索绪尔被视为法兰西社会语言心理学派的奠基人。索绪尔与法语国域学术界的密切联系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母语是法语,对法语和罗曼语言及其文化,他向来怀有最深厚的感情 至于索绪尔与法兰西学界的思想关联,也是清晰可见的。比如人们常说,索绪尔主张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产品,就是受了同时代法国学者涂尔干(E.Durkheim,1858—1917)关于社会事实是一种集体意识的思想启发。索绪尔从一门新的科学即社会学的角度回答了语言本质何在的问题,而这门新科学的首席代表便是涂尔干( 但是,要想释清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历史渊源,仅仅停留在法兰西学术的氛围之内是不够的。青年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读了一年后,便移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在那里攻读语言学并取得博士学位(其间有一年他曾去柏林大学就读)。四年德国大学的教育和生活,对于索绪尔学术思想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不应低估的。索绪尔选择到德国、到莱比锡大学读语言学,原因很简单:当时德国乃是欧洲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基地,而在莱比锡大学,新旧学术思想的交锋尤为激烈。索绪尔在1876年来到莱比锡大学,那一年,正值库尔替乌斯(G.Curtius,1820—1885)与其弟子布鲁克曼(K.Brugmann,1849—1919)之间因稿件问题交恶,从而导致布鲁克曼等人自办杂志,公开打出“青年语法学派”的旗号。作为外籍学生,索绪尔并无意加入任一方的阵营,这一点我们从他后来的《教程》中也略有所见。一方面,他称赞库尔替乌斯是一个杰出的语文学家,其功绩在于把曾经一度相互敌视的古典语文学和比较语法成功地结合了起来;另一方面,他对青年语法学派也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由于该派的努力,“人们已不再把语言看作一种自我发展的有机体,而是语言集团集体精神的产物”(25)。不过他接着指出:“这一学派的贡献虽然很大,我们却不能说它对于全部问题都已阐述得很清楚。直到今天,普通语言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待于解决。”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索绪尔后两句话的意思:青年语法学派已经涉及了普通语言学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只是没有加以清楚而系统的阐述,而索绪尔的任务就是要在青年语法学派探索的基础之上,明确地提出并完满地解答这些问题。 索绪尔就读于青年语法学派发源的学府,且与布鲁克曼等该派干将交往甚频,他受到该派的影响,应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不少语言学史家提到,索绪尔是在青年语法学派的训练之下成长起来的,特别是早期,他在理论和方法上受益于青年语法学派颇多( 二、 语言作为文化科学的可能 索绪尔将社会心理的观点归功于青年语法学派,说明他本人所坚持的这种语言观并非仅仅来源于涂尔干。事实上,在被后人称为青年语法学派理论家的保罗(H.Paul,1846—1921)的名作《语言史原理》中,语言的社会性和心理性就已得到明确的肯定。保罗指出,语言学属于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而文化科学必然是社会科学:“唯有社会才使文化成为可能,唯有社会才使人类成为历史的生物”(Paul,1898:7)。人类语言当然也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同时,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语言又具有心理性:“心理要素是[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文化运动的最重要因素,所以,心理学是一种[包括语言学在内的]更高层次的文化科学所依赖的首要基础”(同上,6)。 保罗反复提到施坦塔尔(H.Steinthal,1823—1899)及其“民族心理学”(V 总之,经由青年语法学派和民族心理学派的联系环节,索绪尔的社会心理观可以溯源至更早时期的德国语言学。保罗与索绪尔同时代,他的《语言史原理》首版于1880年。这本书是青年语法学派最重要的一部理论和方法论的著作,出自该派门下的索绪尔不会没有读过。至于可能影响了索绪尔的早期德国语言学家,人们提到较多的是洪堡特。索绪尔是否直接受到洪堡特的影响,尚难断定。在迄今所发现的材料中,索绪尔关于洪堡特的论述只有一小段 比如关于系统的概念。 三、 洪堡特语言哲学对“系统”的诠释 索绪尔早期的《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一作,标题中含有“系统”(système)一词。或以为,这个词预示了索绪尔继往开来的革新精神(见胡明扬,1988:88)。但“系统”这个词实际上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索绪尔既不是第一个使用“系统”一词的语言学家,也不是第一个阐述“系统”概念的语言学家。我们在十九世纪德国语言学家的著作,如葆朴的《论梵语动词的变位系统》(Uber das Conjugatonessystem der dansSkrit-sprach,1816)、施莱歇尔的《欧洲语言系统概观》(Die Spr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