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专稿]构建以家庭为基础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漫步金保街.docx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国近年来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鼓励生育已经上升为“国政”之一。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认为：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许 多发达国家的人口和社会政策也多以家庭为单位设计、实施。这启示我们，我国未来生育政策应更加体现家庭导向，尤其是要多采用维护和强化家庭功能的举措，这不仅 有助于营造婚育友好社会氛围，还能最大化政策效果。 一、以家庭为基础践行生育政策意义重大 本文讨论的家庭泛指基于婚姻、血缘、收养、共同经济利益等纽带而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社会单元。生育政策以家庭为基础，则是指政策的设计和实施要考虑家庭人口 的数量、结构等因素，并向承担责任较多、抚育成本更高的多子女、多功能家庭适度倾斜。例如，一个包含三孩、两夫妇、两老人的家庭应该比一人户家庭得到更多来自 国家政策的照拂。 为何生育政策要以家庭为基础？ 1.消除不必要的扭曲，推动生育意愿转变为生育现实。 是否生育是个人决策，但会受到很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如女性可能因担心生养成本过高、教育压力过大、 就业歧视、照顾老人的负担重等原因选择不育甚至不婚。以家庭为基础的生育政策旨在通过减轻生养育负担等手段，尽量拉平组建家庭、养育孩子与不婚不育决策中的经 济成本差异，使那些“我想生”但“不敢生”人群变为“我要生”人群。从这个角度看，以家庭为基础的生育政策是中性的，消除的是不该有的决策扭曲因素，绝不是强迫性 的“要你生”政策。 2.维护家庭功能，确保人口红利由数量红利转变为质量红利。 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已被多国经验证明是一个客观事实。以家庭为基础实施生育支持绝非徒劳 地与事实或“规律”作战，而是期望通过政策手段在维持人口一定数量基础上提升人口质量，确保尽可能多的孩子出生、养育、照护在一个结构合理、功能齐备、气氛和谐 的家庭中，不仅向社会输送身心健康的公民，还为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才。这样，即使人口数量红利不再，人才红利仍能维持社会具有创新活力。 3.政策实施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在许多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家庭规模缩小，儿童抚育、健康照顾等传统上由家庭承担的功能存在更多由社会分担的倾 向，这未必是现代化的唯一表征，也未必是社会进步的唯一路径。我国悠久的文明传统重视家庭、强调家庭。面对生养、抚育、儿童保护、老年照护等重大议题，家庭互 助不仅是市场方案、政府方案、自担方案的运行基础，甚至很多情况下也是成本最低、效率更高的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看，以家庭为基点践行生育支持政策更有助于形 成多方共担、多元互助的综合应对机制，达成事半功倍的政策效果。 二、我国尚未建成以家庭为基础的生育政策体系 归因于经济实力雄厚、老龄化现象较早发生等原因，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很早就在其社会政策中纳入家庭因素。德国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国几乎所有社会政策都会对有 子女家庭与无子女家庭进行区隔，并向多子女家庭倾斜。例如，在住房上，德国低收入租房户的货币补贴金额会根据大人和孩子的数量加以确定，如果选择购买和自建住 宅则有孩子家庭可享受最高达1.2万欧元的儿童补贴。在税收上，德国夫妻既可选择单独报税，也可选择联合报税。如果由于照顾子女等原因导致夫妻一方收入较低、夫 妻双方收入差异很大时，联合报税就能带来节税效应。在社会保障上，德国法定医疗保险属于“一人参保、全家享用”，即无工作的配偶和子女无需缴纳保险费就可享受与 参保人相同的医疗保险待遇。此外，自2005年1月1日起，德国投保长期护理保险的23岁以上无子女雇员要比有子女雇员额外多交0.25%的附加保险费，其背后的逻辑是： 由于无子女雇员没有后代替你缴费，意味着对社会的未来贡献较低，必须在当前补足差异。部分归功于上述对家庭更加友好的社会政策，德国近年来的生育率有所提升。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16年德国总和生育率为1.59，相较1997年的1.37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我国以往的人口和社会政策较少考虑家庭负担差异，但近年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例如，在住房方面，目前我国许多地方不仅开始对二胎、三胎家庭实施生育补贴， 还通过放松二孩以上家庭限购、扩大三孩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方式帮助多子女家庭解决住房问题。在税收方面，尽管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仍是以个人作为纳 税主体，还不允许夫妻联合报税，但从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目前已经包括子女教育费用、赡养老人费用、 3岁以内婴幼儿照护费用等七 项扣除内容。有了这些专项附加扣除，挣同样工资收入但却有子女需要抚育的家庭就会比一人户家庭承担更轻的纳税职责。在社会保障方面，自2022年9月以来，全国各 地均在推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改革，其中一项内容是允许个人医保账户家庭共享，即将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从参保职工本人拓展到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可以用账 户基金支付在定点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