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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大转型：“信任”的国家化和市场化 中国社会大转型：“信任”的国家化和市场化 经过半个世纪的革命，新的政权通过对社会经济组织的彻底改造，终于成功地把国家力量推广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原来局限于家族和共同体内部的信任变成了对组织、对党和国家的信任。这种信任的机制是，个体家庭对国家交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换取国家提供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私人品和必要的公共品，尤其是惠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这是新政权的一个基本隐性契约，也是维持新体系的最重要的一种契约。 进入改革时代，国家权力大刀阔斧地植入市场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主权货币空间(Sovereign Monetary Space)和现代信用体系，社会信任经历了市场化和货币化两个过程。按照齐美尔等人的说法，随着货币成为社会交换的主要媒介，社会信任从人格化转向非人格化体系。在新体系下，国家将大部分私人品和部分公共品的生产和供应推向市场，同时，个体 和新的利益主体——公司，通过商品市场和劳动契约的方式进行交换，如此，社会信任也就主要通过市场交易来产生和维持，国家只是作为规制制定者存在。 与此同时，一些核心领域却并未市场化，反而是加强了国家化。中央政府完全控制 社会经济再生产体系——银行、金融和投资体系，并委托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经营土地和垄 断产业这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财政和资本来源。金融当局、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这三个主要的 行政和财政主体成为市场主体，并基本控制了信用的生产，也就垄断了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那些掌握了财富生产机制的家庭与个人，也就取得了优先致富的权力。 另一个方面，一些与社会再生产密切相关的公共品和半公共品，例如住房、医疗、教育、电力、交通和土地规划等，反而被完全委托给卖方垄断市场，与新的国家财富生成体 系没有关联。这一方面是剥离了国家的负担，成为国家财富积累的必要条件(例如医疗和教育)，另一方面也为国家财政提供了理想的财源(例如房地产)。结果是公共品集中于少数人群，从而具有“私人品”性质，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品却永远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 由于家庭生活所需的物质和制度的公共品供应不足，年轻人的剥夺感就尤为强烈。家庭，这个中国社会信任的核心单元和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单位，在国家化时代还能正常运转， 现在又处于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已然陷入了某种危机当中。所以说，国家化和市场化 的齐头并进不仅仅是中国当今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恶化的起源，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信任危 机的根源之一。 市场化和国家化的更深层次结果，就是本应该开始非人格化和社会化的国家信用和社会信任，反而开始出现私人化和非社会化的迹象，这一趋势和大多数发达社会所经历的信任“社会化”正好相反。公共的信用资源事实上被置于少数私人和小集团掌握之下，造成大面积的权力腐败和寻租行为。另一个与传统社会颇为相似的结果就是与社会生活相应的“非制度化”和社会信任的解体。权力对于经济利益和社会组织的垄断，反过来又压缩了社会的生存空间，提高了社会信用的成本，削减了合法经营的利润;而金钱和市场对传统意识形态和基层组织的取代，以及国家信用的私人化和非社会化，又进一步降低了一般社会成员“非常手段”的道德成本。这两方面的变化，最后导致各种“江湖(潜)”规则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大面积复活。 当代信任危机的三个维度 了解了当今社会信任危机的大背景，信任危机作为一种现象就比较容易认识了。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信任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来分析。政治层面，信任危机表现为由来已久的“官民”信任，即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与民众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经济层面的信任问题，即市场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信任，主要是在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和广 大消费者之间;最后是社会层面的信任问题，也就是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包括公司和家庭成 员之间的信任问题。从他们之间的关系看，第一种信任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很大程度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的基础。 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 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今天，政府并不需要像最初的隐性社会契约所规定的那样，为人民提供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事实上，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但这一点往往难以做到，这从只占 GDP 大约 10%~20%，并且逐年减少的劳动者收入份额就可以看出。前面提到的国家垄断，当然是最重要的长期结构性因素，但绝不是唯一因素。直接破坏一般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还是一些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 一种最常见的破坏“社会契约”的短期行为就是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在现行的投 资体系下，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 会投资则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