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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成功的小故事 篇1：瞿秋白的风趣 20世纪20年代初，郑振铎在上海结婚，新娘为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之女高君箴。婚礼采用当时最为时髦的“文明结婚”仪式。按仪礼规定，结婚人的双方家长，均须在结婚证书上加盖私章，以昭信守。婚礼前日，郑振铎才想起他母亲还没有印章，于是去信请瞿秋白代刻一方应急。当天收到瞿秋白的回信，并无信笺，只一张“秋白篆刻润格”，内言：“石章每字二元，一周取件。限日急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另议。”郑振铎一见，以为这是瞿秋白事忙不能代刻的托辞，乃另请人急刻一方备用。次日上午，婚礼即将开始之际，有人送大红喜包一件，上书：“振铎先生君箴女士结婚志喜，贺仪五十元。瞿秋白。”喜包内并无现金或礼券，乃是三方田石印章。一方是郑老夫人的;其余为新郎新娘各一方。郑老夫人是单章稍大，新郎新娘的两方合成一对，边款分刻“长乐”二字，祝贺新人长乐永康，白头偕老。郑振铎与高君箴皆为福建长乐县人，取意双关。三章均玲珑雅致，主人把玩欣赏之后，才悟出所书“贺仪五十元”之缘由。原来三章共刻12字，润格应为24元;急件加倍，则为48元;边款2元，故曰“贺仪五十元”。瞿秋白这一出人意料之趣举，给郑高二人之婚礼增添了特别的喜庆气氛，一时传为佳话。 篇2：吉鸿昌我是中国人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而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不知道中国。陪同的人对吉鸿昌说：“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1932年，吉鸿昌回国，率领抗日同盟军，转战长城内外，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后不幸被敌人诱捕，就义前他写下了正气凛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我是中国人”，一声惊天霹雳，一身铮铮铁骨，吓退了多少人，惊醒了多少人。不以国弱而耻辱，不因国破而逃亡，这既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又维护了个人的尊严。 篇3：溥杰的担当 1971年，退休教师舒成勋回到了北京香山正白旗39号的老宅居住，有一天，他爱人在收拾屋子的时候，意外发现墙壁里层写满了字，是诗词和对联，舒成勋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些字和曹雪芹有关，据此推测房子很可能是曹雪芹故居。 有关部门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派红学研究家吴世昌前往考察，吴世昌仔细、认真地考察了一番，最后给出的结论是：这个老屋和曹雪芹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排除了这个老屋是曹雪芹故居的可能性。吴世昌的这个结论，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正白旗39号老屋是曹雪芹故居”的说法是成立的。 虽然争议尚无最后结果，但在各方努力下，1984年，有关部门将正白旗39号老宅整修了一遍，准备挂上“曹雪芹故居”的牌子供人们参观。有一个叫白明的工作人员，跟著名书法家爱新觉罗·溥杰很熟，大家就委托白明去找溥杰题字。白明找到溥杰说明了来意，溥杰便摆好了笔墨纸砚，开始写。但他写完了“曹雪芹”三个字后，却不再写了，坐到椅子上抽起了烟。 白明就问他：“二爷，您怎么不写了?” 溥杰若有所思地说：“歇会儿。” 过了一会儿，溥杰站起身来，把先前写的“曹雪芹”三个字团了扔掉，重新铺开纸，写下了“曹雪芹纪念馆”几个字。白明一看跟溥杰说：“大家让我来求的是‘曹雪芹故居’，这怎么变成‘曹雪芹纪念馆’了?二爷，我回去没法和大家交代啊!” 但溥杰也不解释，白明只好拿着“曹雪芹纪念馆”几个字回去复命，果如所料，有几个人一看“曹雪芹纪念馆”的字样，就不干了，说“故居”和“纪念馆”意义相差太大了!白明感觉自己没完成任务，就再次去找溥杰，想让他重写一份，但溥杰没有再重写，他解释道：“我不是红学家，我没有权力写‘故居’，请体谅我这份担当!” 其实，在这件事上，溥杰的任务就是把字写好，写得美观、漂亮一些，就完成任务了。至于那所老屋是不是曹雪芹故居，和他没有半点关系，他既没有考察的义务，也不必负失察的责任，你让我怎么写我就怎么写，至于事情的真伪，我不必去操那个心。可是，溥杰在这件事上却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而是坚持实事求是，不瞎写、乱写。这是对文化的一种敬畏，是一种可贵的担当，是一种对历史高度负责任的情怀。 感谢您的阅读，祝您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