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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志愿辅导力量缺失的影响因素 童子军是一个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的青少年组织。在组织管理上，童子军除了雇佣部分专职人员管理较高的组织级别外，就主要依赖志愿者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志愿者成为童子军组织开展工作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力量。少先队是党创立和领导的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在组织管理上，少先队辅导员由少先队总辅导员、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少先队中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志愿辅导员组成。学校和社区少先队组织除了至少聘请一名志愿辅导员外，就主要依赖班主任或其他代课教师兼任辅导员。有研究指出，在我国，内地有370万少先队辅导员，大多都是由中小学教师兼任，专职辅导员也都是属于教育系统的教师。由此可见，辅导员成为少先队组织工作开展的中坚力量。志愿者力量成为童子军和少先队辅导力量的主要差异。本文主要从志愿精神、家长对组织的态度、社会应影响力、相关政策规定、组织属性等方面进行简单的原因分析。 一、志愿者力量差异的文化因素 童子军是一个非政府性的青少年组织，童子军运动能够坚持并发展，是与广大成人志愿者的贡献与工作分不开的。有研究指出，志愿者及志愿精神是美国非政府组织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先队组织作为学校教育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与少先队辅导员的工作分不开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对童子军和少先队志愿者力量差异的原因分析中不可忽视中西方志愿精神差异的影响。 志愿精神是西方文化的原生性产物，其起源和宗教联系密不可分，是植根于基督教的“慈善志愿”。它源于教众洗刷自我罪恶，救赎自我灵魂的外在动机。它是以“原罪说”作为支撑，以爱人如己作为核心，强调爱人如己是为了自我救赎，有着较为突出的使命感和功利性。文艺复兴时期，新教徒为脱离英国国教迫害而迁徙北美过程中产生了新教伦理。中国的志愿精神则由西方引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没有专门的论述志愿精神。他是以“孔孟之道”为代表，以“重义轻利”作为价值取向，强调家族间的血脉亲缘关系的“道义志愿”，有着“重义轻利”的利他倾向。 从对志愿精神的历史溯源整理中，我发现中西方志愿精神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就其核心内容来说，西方志愿精神以“原罪说”为支撑，强调爱人如己，强调在通过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救赎，完成自我灵魂的升华。而中国志愿精神以“人性善”为支撑，强调道义，认为帮助他人是处于道义，出于实现谦谦君子的目标。就其基础来说，西方志愿精神以宗教生活为基础，基督教几乎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生活成为欧美民众生活最突出的特点。中国则强调血缘关系，强调家庭生活，认为帮助他人是为了实现“大同”的世俗生活愿景。龚咏梅曾指出，美国人尤其是基督教徒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起社会赋予自己的责任，他们也希望通过帮助他人来弥补不能帮助家庭的遗憾。就其突出特点来说，西方志愿精神强调义利兼顾，他们认为帮助他人和谋求自我利益并不矛盾。中国传统的“道义志愿”强调中道义，轻私利。 二、社会因素 （一）家长对组织的态度 中美家长在对待儿童组织的态度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中国家长对少先队的态度更多的是不认同，美国家长对童子军更多的是支持，甚至自己也愿意参与到童子军当中，做一名志愿者。 中国家长对待少先队的态度上更倾向不认同。这种不认同一是表现在对少先队辅导员的不认同，他们更多认为辅导员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做好“娃娃头”就行了。二是对少先队组织的不认同。有研究指出，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间安排上，父母更多选择让孩子参加这个班那个班的课外辅导，以前人满为患的少年宫现在则遭遇冷落。三是家长对少先队工作的支持力度不够。 美国家长对童子军更多的是支持，甚至自己也愿意参与到童子军当中，做一名志愿者。正如黄一鸣在《美国加州学生户外教育活动现状及启示》中所说：“家长会主动鼓励自己的儿子参加当地的男童军组织，他们有时也会考取童子军辅导员资格，伴随孩子一起开展活动。” （二）组织的社会影响力 在组织的社会影响力方面，童子军的社会影响力要较少先队的社会影响力大一些。具体体现在美国男童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它在培养青少年领导力，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全面和谐发展，为美国社会培养杰出人才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不容忽视。曾经或正在参加男童军的人，都在体现美国价值时呈现积极的结果。童子军所有研究的数据、材料及分析都向全体美国人描绘出男童军组织的积极向上、追求美好的图景。 而在少先队还缺乏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多数人在思想上并不认同辅导员的工作，不仅家长对少先队辅导员工作不认同，少先队辅导员自身也缺乏一定的认同。第二，相关部门对待少先队辅导员学术科研成果时没有严格的按照有关的文件进行落实，致使很多辅导员的科研无法计入其学术成果。 三、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