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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扩招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政策效应 摘 要：在双重差分方法的研究框架下，基于1998-2014年中国内陆30个地区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面板数据，首先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中国及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对其分解研究，在此基础上利用DEA-Tobit模型分析高校扩招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考察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速为0.9%，且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一致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的动力源泉为技术进步（2.7%），而技术效率恶化（-1.8%）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国地区经济增长表现良好但依旧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共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占全部样本的十分之一左右；高校扩招对中国内地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高校扩招后内地30个地区的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由于政策的冲击而下降146%-175%。 关键词：高校扩招；全要素生产率；DEA；双重差分法 一、引言 1999年高校扩招的决策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冲击，最直接的后果是全国普通本专科学校在校学生数从1998年的340.9万人持续增长到2013年的2468.10万人，年均增长14.1%。然而，高校在校学生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高等教育投入水平远远没有达到教育的实际需求，高校教育资源变得十分紧张。1998年每10名在校学生可获得3名在校教职工教辅与17.5万元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而这两个指标在2013年分别约为0.92个教职工教辅与33万元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陈林和夏俊（2015）认为自实施大学生扩招政策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低投入―高产出”的发展阶段。“高校扩招”这一举措降低了大学入学门槛，并增加了本没有机会进入大学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得高等教育变得大众化。与此同时，高校扩招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如高校教育资源紧张，大学生的生产率下降、失业率提高等。那么高校扩招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何种经济效应？这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Lucas（1988）通过构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论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人力资本促进了经济增长的结论。彭清华（2011）的研究指出高等教育部门生产“人力资本”，因而高校扩招会扩大人力资本规模，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通过实证论证支持了Lucas（1988）的观点。丁小浩和陈良（2000）利用投入产出乘数方法证实了1999年高校招生数量的增加带动了国民经济总产出增加129.9894亿元。周晓红（2001）认为高校扩招对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促进作用和即期拉动作用。石大千和张卫东（2017）采用倍差法实证检验高校扩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校扩招通过规模效应、教育机会增加效应和非农就业效应增加了农村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受教育机会。冯剑锋和岳经纶（2017）的研究表明大学扩招对当期劳动参与率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有助于缓解人口转变过程中结构性失业带来的不利冲击，从长期来看，高校扩招对后期劳动参与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蔡海静和马汴京（2015）在评估高校扩招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异质性效应时发现，由于高校扩招而获得大学学历的新毕业生失业率得到了降低，但这部分学生的就业质量并未得到显著的改善。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证实了高校扩招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较为明显的正面影响。然而，也有诸多学者认为高校扩招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的结论。如李勇（2004）的研究指出，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是有限的，如果不顾及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把高等教育当作一种经济手段，在短期内迅速扩张教育规模，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唐可月和张凤林（2006）利用劳动市场信号发送理论分析高校扩招后的经济效应时指出，高校扩招会使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大量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大学生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市场上获得工作机会不断降低就业标准，而雇主面对竞争激烈的劳动市场不断提高就业门槛，致使研究生从事着以前大学生的工作内容，大学生从事着以前专科生的工作，这种情况势必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吴要武和赵泉（2010）分析高校扩招对大学新毕业生市场的影响时，发现高校扩招对大学新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困难，劳动参与率下降，而失业率上升。邢春冰和李实（2011）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1999年高校扩招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时，发现高校扩招使得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显著提高了9个百分点左右，而其中有50%左右是由于毕业生平均能力下降导致的。陈林和夏俊（2015）的研究表明，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对创新效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冲击，地区创新效率因扩招政策的冲击下降35.7%左右。李郁芳和艾兴勇（2015）在CHIP数据的基础上使用RIF分布分解法分析高校扩招的经济效应，发现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