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tleby, the scrivener中文版.docx

老夫年事已高, 由于职业的特点,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与一群挺有意思也多少有点儿独特的人们有了不同寻常的交往; 而这些人的事, 就我所知, 尚不见经传———我说的是法律抄写员或称文书。通过工作上的联系和私人间的交往,我结识了不少这样的人。他们的故事, 要是我高兴, 可以道出许许多多、形形色色, 好心的绅士们听了保不准会笑, 善感的雅人们听了说不定会哭。但是我且撇开其他文书的生平事迹不表, 单来叙几段巴图比的往事。他是我眼所见到、耳所听过的最怪的一名文书。对于其他的文书, 我或可写出他们完整的一生, 而对于巴图比,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认为没有这样的资料存在可以使人写出一部良好的、完整的巴图比传。这是文学的一大无可补救的损失。巴图比恰属于那样一种人, 关于他们, 除了最原始的资料外, 其他一切都似云山雾罩, 而巴图比的原始资料又少得可怜。我诧异的双眼所见到的便是我对他的全部了解。当然还有一份含混不清的报告, 下文中会提到。在介绍巴图比文书———他就是以这样的身份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之前, 最好还是先提一下我自己、我的雇员、我的行当、我的事务所以及总体环境, 因为这对于充分理解即将出现的中心人物至关重要。首先, 我这个人, 打年轻时候起, 就有一种很深的信念, 那就是生活越平淡越好。所以, 尽管我所从事的职业是活泼紧张的, 有时甚至是动荡不安的, 但是我从来不曾让这些侵扰我的安宁。我属于那种没有多少上进心的律师, 从来不在陪审团面前高谈阔论, 也不以任何方式招徕公众的掌声, 而是安适地隐逸于淡泊宁静之中, 稳妥地与富人们打交道, 处理他们的债券、抵押借款、地契之类的事情。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是一个极为可靠的人。已故的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先生, 一个很少有诗意狂热的人, 毫不犹豫地宣称我的第一大优点是谨慎, 接下来便是有条理。我说这些并不是图慕虚荣而是想回顾一个事实: 我没有被阿斯特先生解过职。我承认, 我喜欢重复阿斯特先生的名字, 因为其声音中含着一种圆润与饱满, 响亮如敲在金锭上。坦白地再加一句, 阿斯特先生对我有好感,我是知道的。就在下面这一小段历史开始前的某个时间, 我在事业上有了较大进展。衡平法院一位法官的老牌事务所———现如今在纽约州已看不到———交到了我手里。所里的工作人员不算很勤奋, 但是和气得很, 也因此生财。我很少发脾气, 更少因别人的错误或暴行而大发雷霆, 这样做是危险的。但是请允许我在这里鲁莽一次, 说说我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新宪法忽然武断地取消衡平法院法官的事务所是一种不成熟之举;我本指望一辈子就靠它了, 不想只享用了短短几年。不过,这只是顺便说说而已。我的办公室在华尔街×号, 楼上。一端正对着一个大天井的白色内壁。这堵墙从上至下贯穿整座大楼。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景象太乏味, 缺少风景画家所谓的“生机”。那么, 办公室另一端的景致往少里说也与此形成一种对比。在那边, 推窗只见一堵高高的砖墙, 无遮无掩。由于年深日久且整天见不着阳光, 墙黑乎乎的, 其潜在之美无需望远镜就能看清。但是, 为了一切近视眼的方便, 墙修得距我的窗格子仅有十步之遥。由于周围的大楼都很高, 我的办公室又在二层楼上, 这堵墙与我办公室之间的间隙便极像一个方形大水池。就在巴图比到来之前的那段日子里, 我雇了两名抄写员, 还有一个看起来挺有出息的打杂伙计。第一个唤作“ 火鸡”, 第二个称为“钳子”, 第三个叫作“姜汁饼干”。这些看似名字, 但在姓名地址录里可不常见到这样的东西。其实, 这些都是绰号, 是我的三个雇员相互给对方起的。据说, 这些名称正合他们各自的容貌与性格。“ 火鸡” 长得又矮又胖, 是个英国人, 年龄和我差不多———也就是说, 六十岁左右。早晨起来, 他面色细腻红润, 但是正午十二点( 他吃午餐的时间) 以后, 他的脸便像圣诞节加满了煤的炉膛那样灼烧起来, 而且一直烧下去( 但似乎逐渐减弱) 直到下午六点钟左右; 六点以后我就再也见不着这张脸的主了。他脸上的红色仿佛随着太阳一同升起并于正午达到最高峰, 然后随着太阳一同下落, 第二天重新升起, 高涨, 衰落, 也如太阳一般准确无误, 光彩永不消失。我一生中见过不少稀奇古怪的巧合, 其中最奇的一件便是当“ 火鸡” 的脸色达到最红润、光彩最照人的时候———也就是在这时候, 我发觉他的干活能力开始受到侵扰。并不是说他很懒或不愿意干活, 远非如此。问题是自那关键的一刻起, 他往往显得精力太旺盛,他激动, 慌忙, 反复无常, 轻率鲁莽。拿钢笔往墨水台里蘸时, 他便显得那么不小心。他文件上的那些墨渍便都是在正午十二点以后弄上的。事实上,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