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元的书法艺术.DOC

宋辽金元的书法艺术 宋元是一个尚意书风盛行的时代。一反唐代尚法的平整森严，而标举优美抒情的书风，讲求书家的散怀舒意，强调书法风神天姿。这是由整饬之“工”走向主体表现之“不工”的历史阶段。 宋代理学兴起，人们更重学识和书卷气。黄庭坚说：“胸中有道义，广之以圣贤之学，书乃可贵。”书法成了文人寄情达意的文人艺术，而行草书则是宋元人意韵情趣抒发的绝好形态，书家的精神世界和形式审美感得到了空前突出。 （一）蔡襄的书法艺术 人们在谈论宋代书法时，往往集中在苏拭、黄庭坚、米芾三人身上，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是蔡襄。作为宋代早期第一个大家，蔡襄曾力挽狂澜，改变了宋初书坛的一片靡弱风气，为书法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蔡襄也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奠基人，苏、黄、米等人的书学思想及实践跟他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关于宋四家“苏、黄、米、蔡”中之“蔡”究竟是蔡襄还是蔡京，这一疑题至今仍有人讨论。平心而论，二蔡各有千秋，孰高孰低难有确论，故可暂置一旁。对一个在书史上极有历史作用的书法家是不容忽视的，需要我们对其书法创意及历史作用作一番分析考察，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1．非行非草 人谓“当时第一” 蔡襄是宋初名臣，为官清正，威望卓著。他性情忠厚，正直，尚信义，学识渊博，诗文粹美。当然成就最高的还是书法，在宋初曾有“当时第一”的称誉。 蔡襄是宋代少见的一个书法多面手，精擅各种书体。他的挚友欧阳修曾说：“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十二），显示其深厚的功底和全面的技巧。尤其是行、楷、草，都可在书法史中占一席之地。 从现存蔡襄的作品来看，有三十多件墨迹最能反映他的水平。面对这些作品，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其风格跨度之大，体态变异性之强烈是宋其他书家所难比拟的。蔡襄的风格基本属婉媚秀劲一类，然而他能在这一风格式样中，极其灵活多变地把各个侧面都展现一番，有锋利流畅的，有简约含蓄的，有持重谨饬的，也有淳淡婉美的。所有作品中流露的清灵拔俗气韵和整个氛围的轻松明快，都使人如对一位平和怡淡的正人君子，而这位君子又时常在举止笑语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性格的方方面面。这一现象的深层美学意义就是，一种风格式样不应成为复制雷同作品的僵化模式，而应在同一式样中创造出各有性灵、态势有异的作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行草书中看到。 蔡襄的行书中时常参入草书，而草书又时常带有行书意趣。因作品大多为手札之类，非常随便，信手拈来，没有严格的书体规范。这种融合行、草书于一体的习惯大概发端于汉末魏晋的民间书法，从现存的那个时代的残纸（如楼兰残纸）上很明显有这种形式。而把这一形式推向高潮的当推二王，特别是王献之。正如张怀瓘《书议》所说：“子敬（王献之）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这种“超逸优游”的“风流”书体能更加自由灵活地发挥作者的情思，而在字型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可是经厉隋唐，行、草书体便泾渭分明。如著名的《兰亭序》、《争座位》、《祭侄帖》等都属较正规的行书，而像孙过庭、张旭、怀素则属纯粹的草书。在这种行草相参形式几乎式微的情况下，由蔡襄首先得到复兴。当然，也应看到，这种“临事制宜，从意适便”的形式往往用于朋友之间的来往信札，它属于小品化的书法创作。但在后来宋代却成了最常见的创作形式，如苏拭、米芾的大量作品就属于这类形式。 蔡襄书作中最具魅力的也就是这类非行非草的书法作品。如《思咏帖》、《脚气帖》、《京居帖》、《虹县帖》、《安道帖》、《离都帖》、《扈从帖》、《山居帖》、《郊燔帖》。即使像其著名的《自书诗稿》一开始也是中规中矩的行书，可越往后，例越草化，体势也越纵横不拘。他不在乎字体的简单统一，更强调一幅作品的前后字型体态的跨越变化。正是这种变化所流露的随意纵逸，成为蔡襄创作的基调。从这类作品中，亦可看出他创作时心态之放松自然，已脱离了那种正襟危坐、一笔不苟的规范约束。这有点类似王献之等晋人的创作心态。也许正是他这种有意无意的发挥，成了宋尚意书风的滥觞。 蔡襄的行草书变化多端，师承各家各派。无疑，蔡调襄是个集古者，从传统的晋、唐书法中多方面地吸取营养。他的作品中经常可发现与这些大师前贤的渊源关系，如《思咏帖》之与怀素《千字文》，《入春帖》之与张旭，《自书诗稿》之与《兰亭序》，《安道帖》之与虞世南，《高都帖》、《扈从帖》之与二王尺犊，等等。他所以成为宋初第一个大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能兼收并蓄地将传统融于一体，又能舒展自如地发于笔端。在中国传统书法的发展机制中，最为稳妥的成功之路就是，首先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打入传统圈子，从而以其绝对高度傲视群雄，确定其不同一般的地位。蔡襄是依赖他的传统高度，才在书法史中占一席之地的。苏东坡说：“……卓然追配前人者，独蔡君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