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道统与治统 学术与行政 规训与教化.ppt

二、在道统与治统之间 “道统”指德行与教化 “治统”指国家治理与行政统一 中国传统的理想政治模式是“道统”与“治统” 合一，即由德行高贵正直的圣王实行国家治理与德行教化，并在德行教化的过程中实行行政上的统一。 （一）理想的破灭 然而，“道统”与“治统” 的合一似乎只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三代”时曾经实现过，那是所谓“天下有道”的时代。 “三代” 以后，德与位已是“治”与“教”分为二统，由领有天下的君主与士人各司其职，分而治之，合而应付作为象征的理想。《新唐书·礼乐志》说得很明白：“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历史小事： 公元五○二年，梁王萧衍迫齐和帝禅位自代，琅邪颜见远“不食数日而卒”；萧衍大不以为然地说：“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萧衍的意思，当然是士大夫应虑之事只在道统的范围之内；至于治统的传承，本是分配给君主考虑的事情，不劳士人多虑。 分还是合？这实在是个艰难的选择！ 二统在理想上仍是合一的，士人一直在利用道统所赋予他们的“解释权”对治统实施批评和一定程度的干预。 因此，“治教合一”的理想及道统的存在是士人与皇权周旋甚而抗衡的理论支点； 如果治教二统真的实现“合一”，礼乐就必须“自天子出”，则士人除了服从与颂扬外，大概就只能如后来提倡的那样“为学术而学术”，既失去了批评治统的权力，也不存在干预的义务。 （二）“皇帝、儒生与孔庙” 儒家根据“君君、臣臣”这样一种类似契约的相互职责关系，提出了“道”为共同在上的最高权威。 法家和黄老学说主张最高权威应是集精神物质于一身的君主，由此而发展出系统的君尊臣卑说。 此后的两千年间，“道高于位”和“君尊臣卑”两大原则与传统中国政治共始终，亦根本决定着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 表现在教育权力上，则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争论，表现在教育方法、目的上，则是规训与教化的争论。 两者之间有斗争有妥协有融合，总的趋势是前者在理论上为士人所推崇，而后者在实际政治中得到贯彻。 由此看来，法家并非厚今薄古，其观念更接近“道治合一”的古义；秦人实行的“以吏为师”，正是“道治合一”基础上的古代正途； 而以好古著称的儒家反提倡了一套革新的政治理论和制度。儒家提倡超越于治统的道统，才是经“温故”而提出的“新生事物”。 荀子明确提出“从道不从君”。 郭隗对燕昭王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 1、孔庙——历代治统对“道统”的尊崇 道本空虚无形之物，寄于圣贤之身，则有形；有形故曰统。道统之形必须落实于孔子及其传人，而其制度化的象征则是孔庙。即所谓“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 春秋时孔庙已立于孔子故宅，但那是家庙。 南北朝时在京师设立官方的孔庙， 到唐代则正式确定为国家祭典，从制度上落实了“尊道”的观念。唐代并溢孔子为文宣王，又令天下州县学皆立孔庙。惟因周代最高为王，孔子不宜再升为帝，宋代以后只能在谥名上不断升级；宋代并封孔子后为衍圣公，子孙世袭。 2、转向：治统决定道统的尊崇程度 道统一旦制度化而成为国家祭典，其存在与演变即须获得治统的认可。治统决定道统的尊崇程度 孔庙一旦脱离民间信仰的范畴，其发展轨迹就“自始至终、彻头彻尾展现了官方的性格”。而君主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一“尊道”的制度强化其统治的合道性。 能封者也就能削，故后来有明世宗的改制，大降孔庙祭礼的规格，并以圣人之尊“在道不在爵位”(这本不错)为依据，削去孔子的王爵。 这多少有点“交出自由，获得锁链”的意味。 3、道统的持续性超过治统。 治统因王朝的兴替而不断变化，道统所尊崇的象征永久不变。 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一千多年后，明太祖读到这一句话大怒，认为非臣子所宣言，马上下令将孟子逐出孔庙，并令卫士射之。朱元璋也知道这一作法恐怕士人不会同意，故先下诏说，有谏者以大不敬论罪。结果仍有儒臣钱唐愿意以身殉道，抗疏入谏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 明太祖只好将孟子请回孔庙配享。 可知士人的地位在明代虽已远不能和战国时同日而语，但所谓“封建专制”也终是有限度的。 明王朝对道统的挑战： 明太祖完全知道孔家的超越地位，也了解孔家态度的象征意义。 洪武元年明军克济宁，元代所封的启圣公孔克坚称疾而遣子孔希学入京觐见，太祖对此颇不悦，笔谕孔克坚说：“尔孔氏非常人也。彼祖宗垂教于世，经数十代，每每宾职王家，非胡君运去，独为今日之异也。吾率中土之士，奉天讨胡，以安中夏”，是汉高以后第一个庶民出身而称帝者。“尔若无疾称疾，以慢吾国不可也。” 他显然知道孔家的态度对“吾国”与“胡君”之间何者被视为天命所归的重要性。 明王朝向道统挑战也不只一次，如太祖即曾诏令孔庙祭祀只在曲阜实行，不必天下通祀(十余年后又恢复)，明世宗更大改孔庙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