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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中拜伦《哀希腊》的译介与拜伦形象 　　文学史上,有关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及其《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诗篇在中国的译介迄今已有百年之久,并且曾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邹振环教授指出,在中国近代社会那个饱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残酷岁月,正是拜伦的《哀希腊》诗篇深深地震撼和抚恤了许多立志于建立民主自由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滴血的心灵。 　　王东风教授在《一首小诗撼动了一座大厦:清末民初 之六大名译》(2011)一文中甚至指出拜伦与他的《唐璜》(Don Juan)长诗在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出于他非凡的诗艺,而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则远不止于此,它还走出了文学的殿堂,出人意料地在某种程度上撼动了清末中国的政坛。这里,王东风教授所说的《唐璜》并不是指《唐璜》整首长诗,而是指其中的插曲《哀希腊》。那么,缘何拜伦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仅限于他非凡的诗艺,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跨越了诗歌艺术的审美层面介入到了政治范畴,与中国的政坛产生了关联?我们认为,问题的答案就在于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等早期中国的拜伦译介者们并非单纯追求翻译技艺的翻译家,他们同时还是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抑或革命者。也正是他们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革命者的身份所配置的民族救亡的思想视域使得他们对拜伦《哀希腊》的译介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诗性追求,而是提升到民族救亡的高度加以看待,转化为拯救国家挽救民族的符号资本。他们在拜伦《哀希腊》的译介中力图重塑“他者”拜伦的英雄形象,用以言说自我的救国理想与追求。 　　一、近代中国拜伦及其《哀希腊》译介的社会场域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那个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中国文学界呈现出功利主义的文以载道、以文治国的主流思潮。在这个特别的历史岁月,文学的政治功利主义由于民族危机的凸现而得到时代精英知识分子的特别垂青,因为文学的政治功能能够肩负起为民族救亡而宣教启蒙的特别任务。由于鱼和熊掌往往不可兼得,所以在这个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文学的审美价值被打入“冷宫”自在情理之中。历史呈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是满清封建皇权的腐朽统治和中华民族因为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所落到的千疮百孔的境地,时代的主题就是对内不能不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建立现代民主国家,对外不能不抵抗西方列强的凌夷,赶走帝国主义。时代精英知识分子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充分地利用起他们写作与翻译的优势,勇敢地肩负起了用手中的笔呼唤国民奋起革命的任务,因而他们个人的文学活动大多选择了“民族 - 国家”的政治叙事模式,推翻专制暴政、抗击外敌入侵、振兴中华民族也成为了他们写作与翻译的内在动力与精神追求。 　　他们从文人、学者的身份出发,选择翻译当作启蒙与救亡的武器,以敏锐的政治目光打量西方文学这块宝地,相中了它们可资借鉴、用来丰富自身的文化潜能,“用充满着凝重的现实感和崇高的英雄感的文字”,挥笔书写救国的韬略,“企图点燃国人渐次泯灭的自信”。 　　有学者指出晚清时期翻译西方文学书籍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引进文明,作品的文学功能及美学功能远远没有政治宣传与教化的社会功能重要。 　　当时“陆沉”、“救亡”和“保种”等社会公共叙述话语表征下的翻译场域就是如此,在对国家再造的美好社会理想的憧憬中,在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即将“亡国灭种”的言说场域里,他们对作者的选择、当译之本的鉴别、异域人物形象的重构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救亡意识。在那个翻译场域中,《十五小豪杰》(梁启超译)、《斯巴达之魂》(鲁迅译)、《最后一课》(胡适译)、《柏林之围》(胡适译)、《军人梦》(胡适译)、《六百男儿行》(胡适译)、《夜未央》(李石曾译)、《醒狮之歌》(杨笃生译)、《战死者之孀与孤》(叶中泠译)和《威廉·退尔》(马君武译)等译作无一不是经过译者的刻意选择,通过对域外英雄形象的形塑,宣扬英雄主义与牺牲精神,在“他者”形象的身上寄托了他们的政治想像,装载他们拯救民族危亡的理想,欲望化书写“他者”,其目的就是要宣教启蒙,唤醒国人的民族救亡意识。这些“他者”形象都打上了知识分子言说自我的“群体标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哀希腊》被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等多位译者不断翻译,力图建构英雄形象的拜伦,同样也是近代精英知识分子言说自我、书写启蒙与救亡话语的突出表现,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色彩。 　　二、场域中拜伦《哀希腊》的译介与拜伦形象建构的救国话语介入 　　拜伦是 19 世纪时期英国诗坛出现的最有影响的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他也是欧洲 19 世纪浪漫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拜伦当时在欧洲的影响非常重大,甚至可以说,“此前从来还没有哪位作家能够与拜伦一样在读者中间倍受欢迎,能够赢得众多读者的心声与共鸣”。 　　拜伦既是诗人又是革命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