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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的文学性研究论文 　　[摘要]阿来的《尘埃落定》刚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一部艺术性与可读性都相当高的优秀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多元杂陈的“无名”时代，如何评价这部小说，本篇拟从“个人化”、“文学性”等方面讨论《尘埃落定》一书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尘埃落定》个人化文学性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我国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杂陈的“无名”特征，更“个人化”甚至“私人化”。文学创作“进一步追求人性的解放和直面复杂的人生――包括人在当今的生存困境及其所担负的环境的重压。”(转引谈蓓芳语)作家恢复了对世界的知觉，表现自己的处境与真实的情感，剖析自身并回避对精神快乐与物质享受的强烈欲望。他们从自我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写出了对人生的感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空间。1998年3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是一部“个人化”的优秀作品。如果说“私人化”是一种更极端的写作姿态，是一种自传或半自传性写作，性意识和性生理描写在文本中占有较大比重；那么，阿来的《尘埃落定》也具有“私人化”的写作特征。 　　二、《尘埃落定》的个人化写作特征 　　简述小说的内容 　　《尘埃落定》写的是川西阿坝藏区土司政权的灭亡。这是一个汉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面，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面，我们是在中午的太阳下面还在靠东一点的地方。这就“决定了我们和东边的汉族皇帝发生更多的联系，而不是和我们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小说中的黄特派员，姜团长和“白色汉人”就是这种联系。而麦其土司的太太就是汉人。不过，对民族心理和历史进程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当时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在这里按“辖日”(“骨头”)或同义词“尼”分为土司、头人、百姓、信差(科巴)、家奴五等和一些随时可以“降级”的僧侣、巫师、手工艺人和说唱艺人。这是极具森严的种姓等级制度。这里没有成文法典，土司的意愿即是法律。土司的刑罚更是极端凶残、血腥和灭绝人性。……小说中两处对拉萨来的布道者翁波意西受罚和另几处对仇人汪波土司俘虏杀戮的描写简直叫人目不忍睹，世袭行刑人尔依居室的描写则令人备感阴森可怖。愚昧麻木的行刑人将实施惨无人道的酷刑看作自己的天职，同样愚昧麻木的百姓则将观看行刑当作他们平淡劳碌生活中一项“有趣的娱乐”。在这一地区，神权受制于王权，麦其土司治下的济嘎活佛和门巴喇嘛一直为在土司面前争宠争风吃醋。拉萨来的格西翁波意西则因忠言逆耳而受到麦其土司父子的残酷迫害。小尔依和索郎泽郎的忠诚是那样愚蠢，土司政权残酷压榨下的百姓为土司政权灭亡而痛哭流涕的愚昧。年轻姑娘的侍寝是那样丑恶，多吉次仁儿子的复仇是那样蛮荒，而活佛喇嘛的驱邪，他们在“罂花战争”中的斗法，他们对自己和土司的梦的诠释以及二少爷的各种未卜先知无不给整个故事罩上神秘的色彩。作家阿来就在这种神秘文化的背景上，以他生动细腻而富于想像的笔触展开了故事的情节，用充满激情的想像填补前辈人叙述的空白，将自己家庭历史抒情化、浪漫化，使这部具有浓郁的藏民族风格的作品同时也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 　　三、个人化风格在小说中的体现 　　“个人化”的写作风格，让作家保持自我的立场和视角，对人生有独特的体悟和发现，同时也有自己的话语方式；追求与众不同难以替代的个人文本。作者阿来就循着这一创作原则塑造了许多鲜活丰满的艺术形象。[摘要]阿来的《尘埃落定》刚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一部艺术性与可读性都相当高的优秀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多元杂陈的“无名”时代，如何评价这部小说，本篇拟从“个人化”、“文学性”等方面讨论《尘埃落定》一书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尘埃落定》个人化文学性 　　作者简介：赵晓梅，女，江苏南京人，贵州科技工程职业学院基础部语文组讲师，现为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在职研究生。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我国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杂陈的“无名”特征，更“个人化”甚至“私人化”。文学创作“进一步追求人性的解放和直面复杂的人生――包括人在当今的生存困境及其所担负的环境的重压。”(转引谈蓓芳语)作家恢复了对世界的知觉，表现自己的处境与真实的情感，剖析自身并回避对精神快乐与物质享受的强烈欲望。他们从自我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写出了对人生的感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空间。1998年3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是一部“个人化”的优秀作品。如果说“私人化”是一种更极端的写作姿态，是一种自传或半自传性写作，性意识和性生理描写在文本中占有较大比重；那么，阿来的《尘埃落定》也具有“私人化”的写作特征。 　　二、《尘埃落定》的个人化写作特征 　　简述小说的内容 　　《尘埃落定》写的是川西阿坝藏区土司政权的灭亡。这是一个汉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面，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面，我们是在中午的太阳下面还在靠东一点的地方。这就“决定了我们和东边的汉族皇帝发生更多的联系，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