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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815【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原刊期号】199805【原刊页号】2～12【分 类 号】K21【分 类 名】先秦、秦汉史【复印期号】199805【 标题 】１９９７年的先秦史研究【 作者 】杨升南/马季凡【 正文 】 1997年的先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内刊布的有关先秦史研究的论文有400篇左右，专著10多部， 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山东桓台分别举行了国际性的古文字学讨论会和殷商文化讨论会，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西安、偃师、北京等地举行一系列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大大推动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现将本年度先秦史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择要简述如下。 一、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 中国文明起源是近年来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已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和专著。1997年这一课题继续成为先秦史领域一个热点。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时间；二是地点；三是道路和标志。 1.中国进入文明的时间。许顺湛在《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文物与考古》第4 期）文中继续阐述他黄帝时已进入文明之说。他所指的黄帝时代与仰韶文化相当，提出文明的五个标志：（1 ）农业生产社会化；（2）手工业专门化；（3）脑力劳动阶层化；（4 ）部落酋邦化；（5）礼制规范化。这五个标志在仰韶文化中都已具备。 他把黄帝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并认为文明是一长期逐渐形成的过程，许先生主张的仰韶时期已进入文明时代之说，从郑州西山仰韶晚期古城的发现而得到证实。杨肇清在《试论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的性质》（《华夏考古》第1期）文中则指出， 西山古城的主要作用是“守民”，还不是统治一方的“政治中心”，它是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的产物”，并未进入文明。 王震中在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中，则仍坚持他以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进入文明说。龙山时期在我国南北各地已发现城址50余座，学者们认为此时已是一个古城、古国时期，有了设防的城市，这正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关于城市与国家关系的论述相吻合。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则不同意这两种说法，他在《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考古与文物》第4 期）一文中认为龙山时期是由氏族制度向国家制度、由无阶级到有阶级的转变时期，只能说是“已经具有许多文明因素、文明社会的特征，但还不能说已完全进入了文明”。中国正式进入文明社会是在夏代。李仰松《研究我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一些思考》（《考古与文物》第1 期）认为夏商以前的诸文化，只可称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还没有进入文明。王迅在《二里头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考古与文物》第3 期）文中认为任何文明总要有一定的规模和特征，是一个内容丰富、分布广阔，而且有相当长的延续时间的整体，这样的标准，只有二里头文化才具备。高大伦在《夏史物证》（《中国史研究》第2期）文中， 将被称为“牙璋”的玉器定名为“耒形端刃器”，它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定形而作为礼器，是夏朝进入文明的重要特征。把夏朝作为进入文明的时期，与古文献记载的所谓大同与小康社会的区分相一致，若从这些文献来考虑，夏为文明之始说有一定的道理。当然，龙山时期说，也有它的合理性。 2.进入文明的地区。中国文明的产生地区，依据考古学的成果，在黄河流域以外的广大地区，长江、辽河流域以及四川盆地等，都发现了灿烂的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家从而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这一说法已产生广泛影响。但本年学者们首次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蔡凤书在《城址、文字及文明起源》（《中国史研究》第1 期）文中指出，要区别文明的“原点”与最早文明的发生地间的不同，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他认为在龙山文化时期我国南北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具有文明因素的文明“原点”，他们缺乏标志文明的主要因素：城市与文字。具备这两个主要因素的只有黄河中下游，因而夏商周三代都产生在这里。李伯谦在上引《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中，也持相似的看法。他认为长江流域 和黄河流域古文化长期处于同步发展的格局，到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发展明显加快，而长江流域却似乎在“原地踏步，明显滞后了”，长江流域进入文明是在商文化的影响之下才完成的。他认为虽然以“满天星斗”形容中国文明起源符合历史实际，但夏、商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核心的作用也应予以充分的肯定。蔡、李在强调黄河中下游是文明起源中心地的同时，也注意到黄河文明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成果的综合产物。这无疑是对的。黄河中下游率先进入文明也是“满天星斗”的“众星捧月”。满天星斗说忽视了主次，不符合中国实际。 3.关于文明起源的途径。从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便注意到聚落形态的研究。 王震中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吸收考古学上的这一成果， 提出中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