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度中国经济学年会投稿论文.docVIP

2005年中国经济学年会投稿论文 （制度经济学组别） 潮汕文化、制度兼容与经济成长（讨论稿） 摘要：本文就潮汕经济近年来所出现群体性的偷税漏税、虚开增值税发票、假冒伪劣等不正常现象，从历史制度分析的角度加以剖析。本文认为，潮汕本土文化中浓厚的特殊主义关系是传统非正式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无法实现有效兼容的症结所在，是传统社会无法顺利过渡到现代社会的主要障碍，也是导致潮汕经济从盛至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潮汕文化、制度兼容、特殊主义关系 一．导论 上世纪80年代，潮汕地区的国民经济展现给世人的是“风景这边独好”。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潮汕经济增长缓慢，处于相对衰落的地区，一度濒临“最危险的时候”。极度混乱的市场秩序代价是巨大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似乎一夜间成了海市蜃楼。繁荣与衰落的强烈对比发人深思。散居在世界各地的1000多万的潮籍华人的经商能力无疑令世人钦佩。在世界的华人富豪榜上，如果以祖籍来分的话，当属潮汕人士的经济实力最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孕育了无数商界英才的潮汕本土，在广东经济全面提速的背景下相对低迷。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潮汕地区的经济为何表现为“散、乱、小”的传统产业格局，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现代产业格局？恩格斯曾经指出，远东中国唯一具有商业意义的城市是汕头，那么，“人类自发扩展的合作秩序”为何一到潮汕就“水土不服”？ 诚然，潮汕本土经济的沉浮变迁，背后的影响因素繁多，作用机制复杂，学者仁人看法不尽相同，其中很多都以“文化与经济的深层关联”为主题，不免使人将潮汕文化特质与潮汕经济绩效做某种联结猜想。但是，潮汕文化真的是潮汕相对衰落的渊薮吗？如果是，这种文化决定论又如何解释李嘉诚、黄光裕等潮籍商业巨擘的成功？事实上，韦伯式的简单断言并没有给出我们“可证伪”的答案——必须要有一个微观的解释逻辑来串联“经济”与“文化”这两个宏大词语。 汉学大师饶宗颐说过:“潮汕文化若干特殊现象,不仅是地方性那样简单，事实上已是吾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环节与项目。”在笔者看来，“知潮汕者，知中国”。潮汕地区一度出现的问题（如社会信用、市场秩序、假冒伪劣产品、家族企业的难以持续发展、政企关系扭曲、产业“散、乱、小”等），在我国江浙等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只不过潮汕的文化特质表现得更为突出，“可能”反映在经济层面的联系更为明显。所以，研究潮汕文化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而剖析特定的非正式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兼容性”，不仅对于认识潮汕社会诸多方面的问题大有裨益，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制度变迁的整体过程。 我国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我们正在过大关”——仍处于市场经济全面建立阶段。更为重要的事实似乎是——由“人治的传统市场经济”迈向“法治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中国的未来社会模式是，裙带市场经济还是法治市场经济，是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尽管现在还不得而知，但笔者认为，中国的未来将取决于下来十年的制度演化。我们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的“制度兼容度”集中体现在特殊主义关系和普遍主义关系的冲突与融合上，而这两种关系的过渡效果将直接影响到区域法治市场化程度，乃至牵连到该地区经济绩效的高低，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的“制度兼容度”决定了该经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大小最终决定了经济绩效的高低。当制度能够兼容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所需的交易成本较低，而经济绩效相应较高；当市场制度与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时，则对应着较高的交易成本和较低的经济绩效。 二．潮汕文化与非正式制度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诺斯）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和国家设定的正式制度安排及其实施机制所组成。制度是人与人之间长期博弈的结果。一般认为，制度的基本功能是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并减少交易成本。非正式制度如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能起到降低制度启动和实施 (包括协商、监督、维护)的正式制度费用，有效地克服“搭便车”现象、防止机会主义和减少消极外部性，从而增进社会公益。 以上观点都对制度的自发演化持乐观态度。事实上，制度的实际变迁并不等同于交易成本的节约。布罗姆利认为，制度变迁不能与效率直接划上等号。而格雷夫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信仰体系和知识存量决定了制度矩阵的未来调整方向，制度的路径依赖特征导致“适应性效率”而不是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制度选择的标准。本文认为，适用于传统社会以伦理习俗为载体的非正式制度，若是处于一个崭新的制度环境中，也可能增加交易成本。 此外，脱离具体社会的复合结构来考察单一制度，就容易将制度功能片面化、简单化。在现实世界中，制度结构往往由多个层面的具体制度安排所构成，而不同制度安排的变迁机制和演化规律不尽相同。对于转型社会而言，市场经济的演化、市民社会的兴起、传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