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及牡丹-中国文化身份表达.doc

梅花及牡丹:中国文化身份表达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周易》中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辞》）之说，可见，重视文化的力量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早已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源泉。林语堂强调文化在中华民族中的整体性作用，“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快，人均国民收入2011年已突破5000美元。经济的发展常常会伴随着文化的发展。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中写到，“汤米·高大使1993年注意到，文化复兴正席卷亚洲。它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长，这意味着亚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国的一切看做必然是最好的。这一复兴表现在亚洲国家日益强调各国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使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共性。这种文化复兴的意义体现在东亚两个主要国家与西方文化相互作用的变化上”。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富有远见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中国文化的“阐释焦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在《中国文化的战略远景展望》一文中说，“在近现代中国，现代身份的重新书写首先遭遇到一种阐释的焦虑，即东方文化在现代化或所谓西化的进程中，成为西方文化凝视 (gaze) 中的次等文化。在西方虚构出的东方形象中，中国文化被屡屡误读和误解，因此，在对自我身份的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的阐释的双重焦虑中，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同时，中国文化的自我镜像聚焦颇为模糊。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既消除狂妄的赶超心理，又避免文化的自卑情结，成为清除自我文化镜像焦虑的关键。只有破除这种“阐释性焦虑”，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以及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才可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时期”。 每个人在文化层面上都面临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人文拷问和纠结。如果不能清楚地理解并阐述我们自身深厚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互动中就会始终停留于话语权孱弱的状态。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需要简洁而有渗透力的代表。在解决“阐释的焦虑”时，应避免盲人摸象的片面性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解释，需要对文化身份的聚焦性精准定义，从而有个“一言以蔽之”的简单且准确的轮廓。同时，还要考虑一个国际表达问题，即国际性的文化身份认同。 一百多年前，英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的《导言》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困惑，直至今天，依然有一定的代表性。“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我们都会发现，中国人是而且肯定一直是一个谜。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人已经使自己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被看做是压服不了的、具有神秘的韧性。的确，除了在中国，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中国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体”。 因此可以说，对中国文化“阐释性焦虑”的解答，是关乎中国文化发展前景的历史性回答。但这个回答并不容易。在“中国立场”上，应简单准确，而且适应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在“国际表达”上，中国文化身份要有跨文化的国际眼光，在中国和平发展中塑造中国文化形象，让中国文化在全球互动与合作中赢得主动性。同时，中国文化身份还要注意保持低调平和，为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服务。 中国文化的双重性 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明显的双重性，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述。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指出，“两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数十年浸浸澌灭，今已不易得见外，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林语堂揭示了这种表面矛盾性的深层原因，“中国精神的最敏锐最精细的感性，是隐藏于那些不甚引人爱悦的表面后面。中国人的呆板无情的容貌底下，隐蓄着一种热烈的深情；沉郁规矩的仪态背后，含存有活泼豪爽的内心”。在国外读者看来，中华民族的这些思想、情感与行动似乎充满着不可理喻的矛盾。我把它编入到一个前后逻辑一贯的行为方式中，这种行为方式的基础就是“文化的模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中国历史上一些伟大的诗人、文学家，他们身上也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双重性。我们以屈原为例。千百年来，屈原的人格始终散发着强烈而恒久的魅力。一方面，他充满想象力和浪漫主义精神。屈原创作的抒情长诗《离骚》以神话的方式描述了一系列幻境。“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全诗将神话、想象、历史和自然进行大胆糅合，构成了一幅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