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中国文学观念古今演变.ppt

第六讲 中国“文学”观念的古今演变 “文学”是什么？ 章炳麟:“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言其色发扬，谓之‘彣’。……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 先秦时期, “文”或“文学”、“文章”不仅包括一切文字著作，而且外延比文字著作还大，包括道德礼仪的修养文饰。“文”字的构造是交错的线条、花纹，所以《易·系辞》说：“物相杂，故曰‘文’。”《国语·郑语》说：“物一无‘文’。” “文章”的本义也是如此。《周礼·考工记》云：“画缋（同绘）之事……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由交错的线条和具有文饰性的花纹，衍生出文饰的涵义。《楚辞·九章·橘颂》：“青黄杂糅，文章烂兮。”此处的“文章”即指斑斓的色采。《左传·隐公五年》：“昭文章，明贵贱。”杜预注“文章”：“车服旌旗。”正由文饰之义转化而来。 由自然界的文饰，引升为道德文饰及礼仪修养。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诗·大雅·荡》毛序：“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 这里的“文”和“文章”，均指周代的道德文明和礼仪法度。 道德礼仪的修养离不开后天的学习，所以道德的文饰修养又叫“文学”。《荀子·大略》说：“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  正因为此时的“文学”是道德的形式载体和外在规范，所以它并不以“文采”为特质，而以“质信”为特征。《韩非子·难言》指出：当时人们把“繁于文采”的文字著作叫做“史”，把“以质信言”、形式鄙陋的文字著作称为“文学”。 因此“文”必须以原道为旨归。所以“文学”又常被用来指“儒学”。如《韩非子·五蠹》： “故行仁义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罗根泽先生指出：“周秦诸子……所谓‘文’与‘文学’是最广义的，几乎等于现在所谓学术学问或文物制度。” 从“学术学问”一端而言，“在孔、墨、孟、荀的时代，只有文献之文和学术之文，所以他们的批评也便只限于文献与学术。” 两汉时期，情况出现了变化。一方面，“文学”一词仍保留着古义，指儒学或一切学术。另一方面，此时人们把有文采的文字著作如诗赋、奏议、传记称作“文章”。于是“文章”一词取得了相对固定的新的涵义而与“文学”区别开来。《汉书·公孙弘传·赞》中云：“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如《史记·三王世家》：“文辞烂然，甚可观也。” 不过“文章”在出现新义的同时，其泛指一切文化著作的古义仍然保留着。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继承汉代“文章”与“文学”的分别，以“文章”指美文，以“文学”指学术。所以刘勰《文心雕龙·序志》说：“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  同时，“文学”一词也出现了狭义的走向，而与狭义的“文章”几乎相同。宋文帝立四学,“文学”成为与“经学”、“史学”、“玄学”对峙的辞章之学，亦即汉人所称的狭义的“文章”。其后宋明帝立总明馆，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其“文”即与上述“文学”相当。 与此同时，南朝人又进一步分出“文”、“笔”概念。“文”是有韵的、情感的文学，“笔”是无韵的、说理的文学。这种与“笔”相对举的“文”, 萧绎说它“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与今天所讲的以“美”为特点的“文学”是相通的。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文学观念的演进与深化。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个时期人们对“文学”、“文章”内涵、特征的认识就与今人的“文学”概念完全一样了。上述萧绎对“文”的界定与要求，只代表古人对广义的“文”中一种门类的作品特质的认识，它是一种文体概念，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它与“笔”一样都统属于广义的“文”这一属概念之下，如同《文心雕龙》之“文”与该书中论及的“文”“笔”之“文”的关系一样。 就一般意义而言，广义的文学概念并没有改变。 这种泛文学观念，古人虽未明确界说，却无可置疑地体现在这一时期的文体论中。曹丕《典论·论文》列举的“文”有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体， 陆机《文赋》论及的文体有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 挚虞《文章流别论》所存佚文论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图谶。 萧统《文选序》明确声称他的《文选》是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编选作品的，《文选》不录经、史、子，可见其对文学的审美特点的重视。然而即使在他这样的比较严格的“文”的概念中，仍然包含了大量的应用文、论说文。 《文选》分目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文、哀策、碑文、墓志、行状、弔文，祭文等三十多类，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