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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社会支持对法官职业倦怠的影响：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 　　Freudenberger 于1974 年首次提出职业倦怠(job burnout)的概念，用来专指服务行业中的个体在面对工作对个体的能力、精力和资源等的过度要求时而产生的身体和情绪上的极度损耗状态。因其对个体工作效率、生活质量等方面的较大危害性，在过去的40年中，职业倦怠的研究已经延伸到多种行业之中。在对职业倦怠的测量中，当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工具是Maslach的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Inventory，MBI)，该量表共有三个版本：通用版，教师版和服务行业版，在我国均已得到修订。 　　Demerouti 提出职业倦怠的要求-资源模型。他认为，不同行业人员工作倦怠的原因大致都可以分为两类：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其中工作要求主要与工作倦怠的耗竭成分(exhaustion component)有关，而工作资源主要与解离(disengagement)有关。法官这一职业群体在我国的工作要求高，工作对象复杂，工作资源有限，长期处于高工作压力状态之下，按照Demerouti 的理论，他们比较容易产生职业倦怠。然而一直以来，我国职业倦怠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不同教育阶段的教师、不同警种的警察和医护人员群体，对法官群体的研究较少。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是影响职业倦怠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对职业倦怠的影响机制问题，学术界尚存在争议。目前关于社会支持作用机制的假设主要包括主效应模型、缓冲作用模型和动态模型三种。支持缓冲作用模型的研究证据表明，社会支持能够通过对人格、认知和应对方式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对个体心理健康起到间接的缓冲作用。因此，应对方式很可能在法官的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间作为中介变量或(和)调节变量而存在。为验证此假设，本研究拟以我国法官为研究对象，调查法官职业倦怠现状，研究其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并寻找应对方式在其中作为中介变量和(或)调节变量的实证依据，以期深入了解我国法官职业倦怠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工具 　　1.1.1 工作倦怠量表-服务行业版(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Human Services Survey，MBI- HSS) 　　本研究采用的MBI-HSS适用于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包括警察、医护人员、心理健康工作者等，共22个项目，0-6七级评分制，包括3个维度，即情绪衰竭(9个项目)、去人性化(5个项目)和个人成就感(8个项目)，结果中前两个维度得分越高、最后一个维度得分越低，表示被试体验到的倦怠程度越高。 　　1.1.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Quesionaire，SCSQ) 包括20 个条目，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构成，采用0-3四级评分。1.1.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evaluedScale，SSRS) 包括10个题目，分为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分、对支持的利用程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四个方面。 　　1.2 研究对象与问卷调查过程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河北省部分中、基层法院从事一线审判工作的法官226人;对照组1(律师组)抽取河北省部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149人;对照组2(公务员组)抽取河北省部分市/区级机关的公务员148人。以对象所在工作单位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发放问卷，经培训的施测人员给予统一指导语，无记名答题，回收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法官、律师和公务员组回收有效问卷份数分别为196(问卷回收有效率86.7%)、142(95.3%)和141(95.3%)。三组对象的人口统计学信息见表1，其中法官工作年限为0～4 年者35 人(17.9%)，5～9 年者33 人(16.8%)，10-19 年者66 人(33.7%)，20-29 年者56人(28.6%)，30年及以上者6人(3.1%)。统计分析显示，三组研究对象之间，性别构成无统计学差异(chi;2=4.015，P =0.134)，年龄无统计学差异(F =2.813，P =0.061)。 　　2 结果 　　2.1 法官的职业倦怠与律师、公务员的比较 　　法官与律师和公务员样本在职业倦怠量表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情绪衰竭维度上，三组被试的得分差异显著(P =0.001)，多重比较发现，法官与律师(P =0.003)、公务员(P =0.001)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另外两个维度上，三组被试的得分无显著差异(P gt;0.05)。 　　2.2 法官职业倦怠与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相关 　　结果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