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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詹布鲁恩 　　最近，1000多张民国时期高品质底片现身国内收藏市场，其内容包括了民国早期发生在北京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 1912年“北京兵变”，1914年袁世凯天坛祭天，1916年袁世凯葬礼，1917年张勋复辟，1919年五四运动，1925年孙中山奉安仪式等等，其中不乏溥仪、袁世凯、张勋、曹汝霖、陆征祥等民国重要人物。随同这批底片现身的还有近5000多张原版照片、幻灯片、摄影明信片，堪称民国早期影像资料的又一重大发现。 　　这批照片的摄影者是美国人约翰?詹布鲁恩（John Zumbrun），清末民初他在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经营一家Camera Craft照相馆，活跃于在京外国人和民国政要社交圈。詹布鲁恩几乎拍遍了北京城内以及周边的建筑景观和自然风光，从圆明园到颐和园，从北海、紫禁城到明陵、长城以及热河行宫，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詹布鲁恩拍摄的另一个主题是京城百姓市井生活。他还使用当时极为罕见的转机，大视角拍摄北京城市景观，并制作出超过2米长的手工着色彩色长卷。他还租用热气球，类似如今的航拍无人机，从空中俯拍北京城。他还时常受邀充当新闻摄影记者，拍摄了诸如袁世凯天坛祭天仪式、溥仪生活、孙中山奉安仪式等重要事件和人物。 　　詹布鲁恩1875年生于美国，早年曾参加过美西战争， 1910年来到中国，1929年由于健康原因，他带着在中国拍摄的所有底片返回美国，渐渐地淡出了中国人的视线而被渐渐遗忘，特别是有关他来华前的摄影经历，以及返回美国后的经历仍存许多待查。他在回国20年后的1949年去世，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让历史遗忘了这位民国时期重要的外国摄影家，也让他这些珍贵的照片长期被掩藏和忽略。 　　詹布鲁恩的影像，曾被制作成不同尺寸的照片、幻灯片和彩色明信片售卖，成为了民国照相馆生态、摄影技术技法和影像传播研究的第一手珍贵史料。特别是他留下的保存极佳的10英寸底片，不仅记录着大量珍贵的影像，还隐藏着一段段民国摄影史、民国摄影科学技术史，民国照相馆史，民国中西摄影文化交流史。 　　作为照相馆摄影师的詹布鲁恩，他拍摄的前提一定是商业目的，除了影棚人像之外，即使拍摄建筑、风光也是用来出售或做成明信片，但他是个有心人，他大量拍摄的百姓生活和非受邀工作式的重要事件的记录，或许都是出于一位摄影师的敏感与职业素养。他在华期间适逢“辛亥革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给了他更多拍摄重要历史事件的机会，比如，1912年2月29日他如同战地摄影记者一般拍摄的“北京兵变”，不仅有前沿的交火，也有事件之后百姓在废墟前落寞的神情；再比如，“五四运动”中激愤的爱国学生，还有当时摄影师很少涉及的京郊农民辛苦劳作的场景等等。所以，可以认为詹布鲁恩并非仅仅是一位以照相为业的商人，他还是一位有追求的纪实摄影师，同时从他的转机设备、气球航拍、构图用光、超大尺幅照片放大、手工着色等多方面，明显看出他是一位训练有素极具艺术修养的职业摄影师。 　　与詹布鲁恩前后脚来华的外国摄影师还有几十位，而陌生的詹布鲁恩的摄影成就或可与他们比肩。为了更好地了解詹布鲁恩在北京拍照时期外国人在华拍摄情况，不妨在此简单梳理一下，已知或有较大成就曾在清末至民国初期来华大量拍摄过照片的各类专家和摄影师的经历：有中国建筑摄影鼻祖之誉的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1906年至1909年穿越中国12省份，行程数万里，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全面考察，拍下了数千张古代皇家建筑、宗教建筑和代表各地风情的民居等极其珍贵的照片。回国以后，他根据这次考察所获的资料，连续出版了至少六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由于历史的变迁，柏石曼的这些论著已经成为后人所无法逾越的中国古建筑史领域的里程碑。 　　瑞典艺术历史学家，汉学家奥斯瓦尔德?喜仁龙（Osvald Siren，1879-1966），曾于1920年至1956年先后五次访问中国，拍摄了大量记录当时社会生活的纪实照片。 　　美国社会经济学家、摄影家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 ，1908年，18岁的甘博随家人来华旅游，这次旅行使他和中国结缘。在大学获得社会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他从1917年至1932年多次来华， 他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问、拍摄照片及影片，进行人类学研究。甘博共出版了五本有关北京及中国其它地区社会面貌的专著。甘博的部分照片一直未被发现，直至1984年，他的后人在一个鞋盒里发现了一批在华拍摄的照片，1989年北美19个城市及 　　中国13个城市巡回展出。 　　唐纳德? 曼尼（Donald Mennie， 1899-1941），他于1920年来到上海，任上海屈臣氏大药房的董事经理，在华生活了 21年，曼尼虽为商人，却酷爱摄影，他出版的第一本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