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与史传文学之间的关系-《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期).docx

龙源版权所有 中国小说与史传文学之间的关系作者：赵宽熙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6期 摘要：对历史和叙事关系的研究也是在努力追寻中国小说起源。在文中，我将对中国小说叙事传统形成的原因和意义进行解释。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历史和小说都有特定的形式特征因而很容易辨别，但在早期，小说还不能从历史中区别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说逐渐从历史中分离出来。然而，这一趋势唤起了复古和拟古的中国文学传统，复古也就是将古复活于今日，这一传统会刺激后来者努力超越前人。因此，如果不将历史和叙事区别开来，就无法理清楚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史传性；独创性； 复古；正典；建设的想象力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2016.06.0001 一、史传与虚构 历史与小说的关系是古今众多从事中国小说研究的学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近代以前，中国人对小说抱着双重态度，即志怪、传奇乃至话本、白话小说之类的叙事作品，并没有受到重视，反而一直被轻视甚至被忽略；另一方面，这类作品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却受到了过分的夸张。这又例证了一个事实：古代中国人并没有单纯地将这些叙事作品视为记录虚构的事件。可以说，这一切源自于中国人传统上将所有小说视为历史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围绕着历史与小说关系所进行的讨论，已超越了单纯的体裁区分问题，其中蕴含着更加广泛的意义。 “对探究中国叙事的本质问题必须从史传文的重要性与在某个意义上又为文化的总合体的历史主义理解下出发。实际上，如何定义中国叙事的范畴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可以总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重要形态——史传和虚构是否存在内在的平衡感。”① 在中国小说史上，探究历史与小说的关系，不仅意味着从体裁方面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更意味着这是在探寻中国叙事的本质问题。为此，现代众多学者关注“历史与小说的关系”，可以说就是揭示“中国小说的起源”的一个重要环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小说出于历史”的主张，正是为阐明“中国小说的起源”所作的努力之一②。 二、小说是不是“正史之补”？ 有趣的是，中国学者们在议论“中国小说的起源”时，往往有为其区分“稗官说”与“史传说”的倾向。这里所谓的“稗官说”，是主张小说的由来是源自于统治者为了解民情而派遣名为稗官的官吏去采集民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而来的；“史传说”则认为小说是从史传文学发展而来的。由此可集约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稗官说”是以创作的主体为基准，“史传说”则是侧重于与其他文学体裁的联系关系。 另外，从“稗官”来探索小说的起源，是另具含义的，这可以從后代小说史家对小说功能的重视得以论证。绝大多数的小说史家主张小说是“正史之补”，“小说出自稗官”一说则是他们的有力依据。这一过程中成为问题的是有关“稗官”的职责和地位。据文献所载，中国古代各个领域，都有大小不同的官吏各司其职，稗官是其中地位甚微的一个官职，其地位远不如正统史官[1]5-6。 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张振君概括了古代中国“小说”所包涵的几种含义：[1]6-7 其一，就小说的作者而言，其乃是地位低下的稗官，而非高贵的史官（如太史）； 其二，就小说的内容而言，其主要记“里巷世故，刍荛狂夫之议”，而不是像正史那样记君国大事； 其三，就小说的形式而言，其“含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而不是像正史那样可洋洋洒洒，连篇累牍； 其四，就小说的功用而言，其主要供封建统治者观民风、知民情，而不是像正史那样“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 其五，就小说的价值而言，其浅薄虚妄，而不是像正史那样征实可靠。 张振君就此还进一步阐述了“史传性”才是中国小说所具有的民族特征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学者认为小说出于稗官、小说是“正史之补”。根据记载，该主张最早见于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班固在此所指的小说家并非如今的小说家，他所列举的小说15家1380篇作品亦不同于如今的小说，故无需追加解释。不过重要的是，自班固以来后世毫无质疑地接受了小说的起源源于历史这一说法。 自班固以后，最能体现此说的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志怪作家。首先葛洪指出： “然神仙幽隐，与世异流，世之所闻者，犹千不得一者也。……予今复抄集古之仙者，见于《仙经服食方》及百家之书，先师所说，耆儒所论，以为十卷，以传知真识远之士。”[2] 在此葛洪阐明了为补遗秦代阮仓和汉代刘向记录的缺陷而作。同时期的代表志怪作品集有《搜神记》，该书作者干宝的主张亦无异于葛洪，其言曰：“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赌也，亦安敢谓无实者哉！……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